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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门，信封握在手里不敢打开。安妮用的信纸没有变，她也许仍然去庇卡迪伊那家小文具店去买信纸。她大概还保持原来的发型，留着浓浓的金色长发，不愿剪掉。在镜子面前，她不得不耐心地搏斗才能拯救自己的面孔。她不爱打扮，也不怕衰老。她愿意保持本色，仅仅保持本色。我欣赏她的也许正是这一点：对自己形象的忠实，绝对严格的忠实。
地址是用紫墨水写的（她也没有换墨水），有力的笔迹仍然微微闪着光泽。
安托万·罗冈丹先生
我多么喜欢在这些信封上看到我的名字。在朦胧中我又看到她的微笑。我猜到她的眼睛和那低俯的头。我坐着，她走过来，微笑地站在我面前。她比我高出上半身，她伸直手臂抓住我的两肩，摇晃我。
信封沉甸甸的，至少装了六张纸。在秀丽的笔迹旁边是我从前的门房那潦草的小字：
布维尔市普兰塔尼亚旅馆
这些小字没有光泽。
我拆开信封，失望使我又年轻了六岁。
“我不知道安妮是怎样把信封弄得鼓鼓的，里面可什么也没有。”
这句话，我在一九二四年春天说过一百次，当时我也像今天一样，使劲地从信封衬纸里抽出一小张方格纸。
安妮用铅笔写道：
“我过几天去巴黎。二月二十号你来西班牙旅店看我，求你了（‘求你了’被加在这行字的上方，并且以一个古怪的螺线与‘看我’相连），我必须见到你。安妮。”
我在梅克内斯和丹吉尔的时候，晚上回家有时看见床上有张纸条：“我要立刻见到你。”我跑去看她，她开了门，抬着眉毛似乎很惊讶。她不再有话对我说了。她埋怨我去找她。这一次我要去，也许她拒绝见我，也许旅馆的人说：“没有这个姓名的人住在我们这里。”但我想她不会这样做。不过，再过一星期，她可能写信告诉我她改变了主意，下一次再见面吧。
人们都在上班。这个封斋节前的星期二将平淡无奇。残废者街上有股浓重的湿木头气味，每次下雨以前都是这样。我不喜欢这种古怪的日子：电影院放映日场，学校的孩子们放假。街上有一种泛泛的、淡淡的节日气氛，不断引起你的注意，但当你真正注意时，它又消失了。
我大概能重新见到安妮，但不能说这个念头使我真正快活起来。接到她的信后，我便感到无所事事。幸好现在是中午。我不饿，但我要去吃饭，以消磨时间。我走进钟表匠街上的卡米尔餐馆。
这是一家比较封闭的餐馆，整夜供应舒克鲁特或荤杂烩。人们看完戏就来这里就餐。那些夜里到达、饥肠辘辘的旅客们，在警察的指点下，来这里吃饭。八张石板面的桌子，沿墙是一排皮制长椅，两边是布满棕色斑点的镜子。两扇窗子和门上的玻璃用的都是毛玻璃。柜台在一个凹处，隔壁还有一个单间，是为成双成对的人准备的，我从来没有进去过。
“来一份火腿蛋。”
女侍者是一个双颊红红的高个子姑娘，她和男人讲话时总是笑。
“这我可没办法。您来一份土豆蛋吧？火腿给锁起来了，只有老板才能动。”
我叫了一份荤杂烩。老板叫卡米尔，很凶。
女侍者走开了。我独自待在这间阴暗的老店堂里。我的皮夹里有安妮的一封信。出于一种虚假的羞愧，我不再读这封信，只是试着一一回忆每句话。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我亲爱的安托万
我亲爱的安托万
我微笑了，当然不，安妮当然没有写“我亲爱的安托万”。
六年前——我们刚刚按照双方同意分了手——我决定去东京。我给她写了几个字，当然不能再称她为“心爱的”了，便天真地称她为“我亲爱的安妮”。
“你的自如真令我佩服，”她回答说，“我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你亲爱的安妮，而你呢，我请你相信你也不是我亲爱的安托万。如果你不知道怎样称呼我，就别称呼我，那样更好。”
我从皮夹里取出她的信。她没有写“我亲爱的安托万”，信尾也没有客套话，只有“我必须见到你。安妮。”没有任何东西确切地告诉我她的感情。我不能抱怨，因为她喜爱完美。她总想实现“完美的时刻”。如果实现不了，她便对一切都不再感兴趣，生命从她的眼神中消失，她懒洋洋地待着，像一个青春期的大姑娘，要不就是挑我的毛病：
“你擤鼻涕像一个资产者，大模大样，还用手绢捂着咳嗽，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
不能回答，必须等待。突然，从我无意的举动中，她看到了信号，战栗了一下，无精打采的清秀面孔变得严肃了，她开始了辛勤的工作。她有一种无法抗拒的、迷人的魔法：她哼着歌，眼睛巡视四周，然后微笑着站起身，走过来摇晃我的双肩，而且，在几秒钟内，仿佛给周围的物体下命令。她用低沉、急促的声音解释她对我的期望：
“听我说，你想努力，对吧？上一次你可真傻。你知道这个时刻会多美吗？你瞧瞧天空，瞧瞧阳光在地毯上的颜色。我刚好穿上了绿裙子，也没有化妆，很苍白。你往后退退，坐在阴影里。你明白你该做什么吗？真是！你真傻！给我说点什么呀！”
我感到手中握着成败的关键。这个瞬间有一种朦胧的含意，必须使它更精炼、更完美。某些动作必须要做，某些话必须要说。但我不堪责任的重负，瞪着眼睛什么也看不见。我陷在安妮臆想的那套关于瞬间的礼仪中，奋力挣扎，而且挥动粗大的手臂将它们像蛛网一样撕碎。在这种时刻，安妮恨我。
当然，我要去看她。我尊重她，而且仍然全心地爱她。但愿另一个男人对完美瞬间的游戏比我灵巧，比我走运。
“你这该死的头发把什么都破坏了，”她说，“能拿红头发的男人怎么办呢？”
她微笑。我首先失去的，是对她的眼睛的记忆，后来，是对她长长的身体的记忆，我尽量长久地记住她的微笑，后来，三年前，我也失去了这个记忆。不过刚才，当我从老板娘手中接过信时，这个回忆又突然回来了，我仿佛看见安妮在微笑。我再试试回忆它，因为我需要感受安妮所勾起的全部柔情。这个柔情就在那里，近在咫尺，它渴望诞生。然而，回忆不再来，完了。我仍然空荡荡、干巴巴的。
一个男人冷飕飕地走了进来。
“先生、女士们好。”
他没有脱下发绿的大衣便坐了下来，两只大手相互搓着，手指交叉在一起。
“您要点什么？”
他一惊，神色不安地说：
“嗯？来点加水的比尔酒。”
女侍者一动不动。她在镜子里的面孔仿佛在睡觉。其实她是睁着眼睛的，只是睁开一条缝。她一向如此，接待客人慢慢吞吞，客人点了酒菜后，她总要遐想片刻，大概从遐想中得到小小的乐趣吧。我猜她在想那瓶酒，即将从柜台上方取下的、带白底红字商标的瓶子，她在想她即将倒出的浓稠的黑汁，仿佛她本人也喝。
我将安妮的信塞回皮夹里，它给了我它所能给的。我无法追溯到那个曾经拿着它，折叠它，将它装进信封的女人。然而，用过去时来思念某人，这是不可能的。当我们相爱时，我们不让最短的瞬间、最轻的不快脱离我们而留在后面。声音、气味、日光的细微变化，还有我们相互并未道出的思想，这一切都被我们带走，这一切都是鲜活的。我们不停地、身临其境地为它们高兴，为它们痛苦。不是回忆，是强烈炽热的爱，没有阴影，没有时间距离，没有庇护所。三年的一切都在我们眼前。正因为这个我们才分手，因为我们承担不了这副重担。当安妮离开我时，突然一下子，我感到这三年都塌陷在过去时里了。我甚至没感到痛苦，只感到空虚。后来时间又开始流逝，空洞越来越大，再后来，在西贡，我决定返回法国，于是残留的一切——陌生面孔、地点、长河沿岸的码头——全部化为乌有，因此我的过去如今只是一个大洞，而我的现在就是靠着柜台遐想的黑衣女侍者和这个小个子男人。我对自己生活所知道的一切，似乎都是从书本上来的。贝拿雷斯城的宫殿、麻风病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