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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克内斯。那位山民当时是什么模样？在贝达伊清真寺和桑树浓阴下那个可爱的广场之间，他在小街上径直朝我们走来，使我们害怕。当时安妮是在我右边还是左边？
太阳及蓝天都是假象。我这是第一百次上当。我的记忆就像魔鬼钱袋里的钱：打开钱袋时，看见的只是落叶。
至于那位山民，我只看见一只大大的、乳白色的瞎眼。这只眼睛真是他的吗？在巴库向我讲述国家堕胎原则的医生也是独眼。当我想回忆他的面孔时，出现的也是这个发白的眼球。他们俩像诺尔恩诺尔恩（Nornes），斯堪的那维亚神话中的命运女神，掌管人的生死及宇宙秩序。一样，只有一只眼睛，轮流使用。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一件出名的奇遇
至于当时我每天都去的那个梅克内斯的广场，事情更简单，它的形象完全记不起来了。我只模糊地感到它很可爱，而这几个字牢牢地连在一起：梅克内斯可爱的广场。如果我闭上眼，或者茫然盯住天花板，也许我能重建那个场景：远处有一棵树，一个矮壮的黑影朝我奔来。但这是为回忆而臆想出来的。那个摩洛哥人是瘦高个，当他碰到我时我才看见他。这么说我仍然知道他是瘦高个，某些简化了的知识仍然留在我的记忆里。但我什么也看不见，我搜索记忆，但是枉然，寻到的只是支离破碎的形象，我不清楚它们代表什么，也不清楚这是回忆还是臆想。
此外，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片断本身也消失了。剩下的只是字词。我还能够讲故事，讲得太好了（要说讲趣闻，除了海军军官和故事专家以外，我谁也不怕），但它们只是框架。有一个人，他干了这个，干了那个，但这不是我，他与我毫不相干。他游历一些国家，而对于这些国家我知之甚少，和从未去过一样。在我的叙述中，有时会出现从地图上看到的美丽名字：阿兰胡埃斯或坎特伯雷。它们在我身上引发了全新的形象，就像从未出门旅行的人根据书本所臆想的全新形象一样。我根据字词来遐想，就是这样。
然而在一百个死故事中，总有一两个活故事。对它们我是十分谨慎，偶尔讲讲，但不经常，惟恐损坏了。我打捞上一个故事，重又看见它的背景、人物、姿态。突然我停住了，我感到有损耗，我看见在感受的脉络之间出现了一个字词，我猜它将很快地取代我喜爱的某几个形象。我立刻停住，想别的事。我不愿意使记忆疲劳，不过这样做也没用，下一次讲述往事时，一大部分将会是凝滞的。
我做了一个泛泛的动作想站起来，去找我在梅克内斯拍的照片。它们放在推到桌子下面的一个纸箱里。其实何必呢？这些刺激性欲的东西对我的记忆力不再起什么作用了。那天我在吸墨纸下面找到一张发白的照片，上面有一个女人站在水池旁微笑。我端详了一会儿没认出她来。照片反面写着：“安妮，朴次茅斯，二七年四月七日”。
我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地感到自己缺乏深度，我被我的身体及从它那里像气泡般轻盈升起的思想所限制。我用现在来构筑回忆。我被抛弃，被丢弃在现在中。我努力要和过去会合，但是枉然，我逃不掉。
有人敲门，这是自学者，我把他忘了。我答应过让他来看我的旅行照片。真见他的鬼。
他在椅子上坐下。屁股紧张地挨着椅背，僵直的上半身向前倾斜。我跳下床，开灯。
“怎么，先生，刚才不是很好吗？”
“看照片太暗了。”
他不知怎样处置帽子，我接了过来。
“真的吗，先生？您真想让我看照片？”
“那当然。”
这是策略。我希望他看照片时会闭上嘴。我钻到桌子下面，将纸箱推到他的漆皮鞋旁边，抱出一堆明信片和照片放到他膝上：西班牙和西属摩洛哥。
从他那副笑吟吟的开心神气，我明白要让他闭嘴谈何容易。他看了一眼那张从伊格尔多山俯瞰圣塞巴斯蒂安的风景照片，小心翼翼地将它放在桌子上，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叹口气说：
“啊，先生，您真走运，俗话说旅行是最好的学校。您同意这个观点吗，先生？”
我做了一个泛泛的手势。幸好他没有讲完。
“那该是多么巨大的变化呀。哪一天我能去旅行，出发以前一定要用文字记下我的性格，详详细细，这样，当我回来时，便可以把从前的我和后来的我作一番比较。书上说，有些人旅行以后身体和精神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连他们最亲的亲人都认不出他们了。”
他心不在焉地摆弄一大包照片，取出一张放在桌上，但是不看，接着又死死盯住下一张照片，那是布尔戈斯大教堂讲道台上的雕刻——圣热罗姆像。
“您见过布尔戈斯的那个动物形状的基督雕像吗？有一本奇怪的书，先生，专讲那些动物形状，甚至人形的雕像。还有黑圣母？它不在布尔戈斯，是在萨拉戈斯吧？不过布尔戈斯也有一座？朝圣者都亲吻它，对吧？我是指萨拉戈斯的黑圣母。一块石砖上还有她的脚印？是在一个洞里？母亲们把孩子推下去了？”
他直挺挺地，双手将幻想中的孩子往前推，仿佛在拒绝阿尔塔薛西斯大约指阿尔塔薛西斯一世，薛西斯一世之子，公元前五世纪的波斯国王。的礼物。
“啊，习俗，可真……真奇怪，先生。”
他稍稍气喘，对我扬起驴一般的大下颌。他身上有烟草和腐水的气味。那双美丽而迷惘的眼睛像火球一样闪光，几根稀疏的头发给头部蒙上雾气。在这个脑袋里，萨莫泽德人、尼亚姆—尼亚姆人、马达加斯加人、火地岛人都有极其怪异的庆典，他们吞食自己的老父亲和孩子；他们随着鼓声旋转，直至昏倒在地；他们是杀人犯，焚烧死人，将死人晾在屋顶上，或者将死人放在点着火把的船上，任它随波漂流；他们随意交媾——母与子、父与女，兄弟姊妹之间；他们毁伤自己的肢体，阉割自己，将托盘吊在嘴唇上，在腰部刻上凶恶的动物形象。
“我们能不能像帕斯卡尔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和作家。那样说：习俗是第二天性呢？”
他那双黑眼睛紧盯着我的眼睛，他在乞求回答。
“那要看情况。”我说。
他舒了一口气。
“我也是这样想的，先生。但我怀疑自己，得读过所有的书才行。”
他看到下一张照片，激奋起来，高兴地喊着：
“塞戈维亚！塞戈维亚！我读过一本关于塞戈维亚的书。”
他带着几分高贵神气又说：
“我记不起作者是谁了，先生，我有时爱忘。是讷……诺……诺德。”
“这不可能，”我立刻说，“您刚刚读到拉韦尔尼。”
话一出口我便后悔。毕竟他从未谈起他的阅读方法，这种狂热应该是秘密。果然，他不知所措，撅起嘴唇好像要哭，接着他低下头，一言不发地翻看十几张明信片。
但是，三十秒钟以后，一种强烈的热情使他膨胀，他再不说话就会爆炸了。
“等我完成学业以后（大概还需要六年），要是可能，我就参加大学师生们每年组织的近东旅行。我想对某些知识进行确认，”他热情地说，“我还希望遇到意外的事，新鲜事，总之，奇遇。”
他降低了声音，一副调皮的神气。
“什么样的奇遇？”我吃惊地问。
“各种各样的，先生。坐错了火车，下错了站，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丢了钱包，误遭逮捕，在牢房里过了一夜。先生，我看可以给奇遇下个定义：一件反常的、但并不一定是非凡的事情。有人谈到奇遇的魔力。您觉得这种说法对吗？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先生。”
“什么问题？”
他脸红了，笑着说：
“也许冒昧……”
“说吧。”
他朝我俯下身，半闭着眼睛说：
“您有过许多次奇遇吗？”
我本能地回答说：“有几次吧。”我的身体往后缩，避开他的口臭。是的，我这样说是出于本能，未经思考。一般说来，我为奇遇而自豪。但是今天，话刚出口，我便对自己愤愤不满，觉得自己在撒谎。我这一生没有任何奇遇，或者说我甚至不知何谓奇遇。与此同时，我肩上感到重负：气馁，这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