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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你们相互签发“出版许可证”。
——确实如此。这个说法完全合适。以后在报刊上发表的批评意见可能使我高兴或不高兴，不过这些批评都不是真正重要的。自从《恶心》以来，一直是这种情况。
——毕竟也有过你不接受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批评，起来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是吗？
——这种时候太多了！我们甚至相互辱骂……不过我知道最后还是她有理。这不是说我接受她所有的批评，但我接受大部分。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我宁可要存在主义者
——你对她的严厉程度与她对你的严厉程度相等？
——绝对相等。最大限度的严厉。当人们有幸爱着他们批评的那个男人或女人的时候，人们做的批评如果不是很严厉就没有意思了。
——按你说，你惟一的对话者是西蒙娜·德·波伏瓦，但是你学生时代与尼赞或者阿隆的辩论总会留下一些东西吧……
——并非真是这样。我与阿隆或者波利采有过许多次辩论，不过这没有起什么作用。与尼赞的辩论起过一点作用。只不过使我们产生分歧的原因是他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了，就是说他信奉了一种当我们订交的时候他还没有接受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引起的牵连比他意识到的要丰富复杂得多。这样一来我就面临一个我不甚了解、我还知之甚少的思想——我读过《资本论》，但是没有读懂，就是说我读完以后没有发生改变——这个思想变得碍事，简直该死，它扮着鬼脸，爱捉弄人，因为有另一个人，另一个我所爱的人，拿这个思想既当做严肃的真理，又当做跟我开的玩笑。
我感到马克思主义对我提出争议，因为这是一个朋友的思想，因为这个思想横在我们的友谊中间。至少一直到战争爆发，马克思主义仍是某种妨碍我的东西，它让我不好受，它为我指出我并非认识一切，差远了，还得学习。但是我没能学会它。有个时期，我在勒阿弗尔读过一些马克思本人的或者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是我没记下什么，我看不出这些著作有什么意义。
到了德国占领时期，当我参加一个有共产党人在内的抵抗组织的时候，这就开始成为问题了。后来，在战后，我为写一部伦理学做了满满十来本笔记：这些笔记的内容正是与马克思主义展开一场辩论。我很遗憾把笔记本都丢失了。
——你今天还像你在一九五七年说过的那样，坚持存在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的自主性？
——是的，完全如此。
——也就是说你接受存在主义者的标签？
——这个名词很没意思。而且你知道不是我自己选上它的：人家硬把它贴在我身上，我就接受了。但是现在谁也不管我叫“存在主义者”了，除非在教科书里，在那里它什么也说明不了。
——反正是个标签，你更喜欢“存在主义者”的标签，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
——如果非有个标签不可，我宁可要存在主义者。
——存在主义没有经历掌权的考验。今天许多人说，马克思主义在变成一个政权——苏联政权——的意识形态的时候便显示了它作为权力思想的深刻本质。你怎么看？
——这是对的，因为我想，虽然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偏离了方向，它本身毕竟还是存在于苏联制度中的。马克思主义绝不是被二十世纪的一种独裁制度用来作掩护的一种十九世纪德国或英国哲学。我想马克思主义正是处于苏联制度的核心，它没有被这个制度篡改本质。
——但是你也认为苏联制度是个彻底失败。这难道不抵消你一九五七年说过的话：“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
——我想马克思主义有些主要方面是站得住的：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等。苏联人吸取的是马克思主义中的权力成分。作为权力哲学，我想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已经充分表演过了。我认为，像我在《造反有理》里曾说过的那样，今天需要的是另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应该顾及马克思主义，以便能超越它，扬弃它，重新捡起它，把它包容在自己身上。为了达到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是必要条件。
我以为自己与今天其他许多从事思考的人一起为这个超越指出了道路。我现在很愿意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是我年事已高，无能为力了。我的全部希望是有别的人接替我的工作。比如说我希望彼埃尔·维克多去做这项他愿意完成的既是知识分子的又是活动家的工作。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人们不需要让别人钦佩
——你在彼埃尔·维克多身上看到这项工作取得成功的最大可能？
——是的。在所有我认识的人里头，惟有他在这方面使我完全满意。
——你赏识他的，似乎是他的抱负的彻底性。你在吉亚柯梅蒂吉亚柯梅蒂（1901—1966），瑞士画家、雕刻家。身上赏识的也是这一点？
——是的，也是这一点。尼赞没有同样彻底的抱负。党使他不能走到底。如果他没有死，可能他会达到同样彻底的程度，既然照他的说法，党出卖了他。
——实际上，你给予完全器重的人都是一些，用十九世纪的话来说，怀有“对绝对之渴求”的人？
——是的，当然。我器重那些要求一切的人。我自己也要求一切。自然人们不会达到一切，但是必须要求一切。
——在你的同时代人中间，你有没有对别的人也同样予以完全的器重？比如你在一九六○年曾公开声明你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器重和友谊。
——是的，但是我不知道他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当我们抗议囚禁巴第亚的时候，他不理睬我们。他对我们很粗暴，我们对他没有那么粗暴，因为我在心底对于我过去认识的那个人还有点友情。我喜欢过他，这种事不常见，我曾经很喜欢他。
——还有别的人吗？
——毛。我给予毛以完全的器重，至少一直到前几年。我不太理解“文化大革命”，并非我反对它，一点也不，而是因为我弄不清这意味着什么，我想这在事实上也是不清楚的。
我的余年还愿意去几个地方旅行，其中有中国。我在它的历史的一个瞬间，在一九五五年，去过这个国家。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很乐意现在重新见到它，我想这样我就能更好地理解它。
——钦佩是不是一种为你熟悉的感情？
——不，我谁也不钦佩，我也不喜欢人家钦佩我。人们不需要让别人钦佩：他们都是一样的，都是平等的。重要的是他们做的事情。
——但是有一天你跟我说过你钦佩雨果……
——不怎么样。我说不清对雨果到底怀有什么样的感情。他身上有许多东西应受到责备，另一些东西却是非常美的。这种感情混杂不清，为了摆脱困境我就说我钦佩他。不过，实际上，我并不钦佩他甚于钦佩别的人。不，钦佩这种感情意味着人们不如他们钦佩的那个人。而你知道，按照我的看法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用不着钦佩。器重，这才是人们可以要求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怀有的真正的感情。
——甚于爱？
——不，爱与器重，这是同一个现实的两个方面，是与别人的同一个关系。这不等于说器重是为爱所绝对必需的，也不是说爱是为器重所绝对必需的。但是当人们具备两者的时候，人们就有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真正态度。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当主观被完全发现的时候我们将能达到这个境界。
——但是你怎样对自己解释你在友谊上有始无终，而在爱情关系上却始终不渝？
——我并非在友谊上有始无终。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说对我来说友谊不如爱情那么重要，你为什么说我有始无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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