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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这是可以做到的，不过事实上人们在口头表达时从来没有说出如在写作时那么多的东西。人们不习惯使用口头语言。目前可能有的最深刻的交谈是知识分子之间的交谈。不是因为知识分子必定比非知识分子更接近真理，而是因为，在目前情况下，他们有知识，有一种思想方式——比如说精神分析学的、社会学的——这使他们在了解自己和别人方面能够达到某一点，不是知识分子的人自然达不到这一点。通常谈话是这样进行的，每人都以为自己什么都说了，也以为别人什么都说了，而事实上，真正的问题是在被说出来的东西之外开始的。
——总之，你说的这个“到了说出来的时候”的真理，指的是要表达某些并非你讳莫如深的东西，而是你以前还不理解的东西？
——我指的尤其是把我自己放到某一个位置上，从那个角度出发我必然会看到我过去不认识的某种类型的真理。我指的是，通过真实的虚构——或者通过虚构的真实——去重新审查我一生的行动和思想，以便努力把它们组成一个整体，仔细察看它们所谓的矛盾和局限，弄清楚它们是否确实有这些局限，或者人们是否强迫我认为某些想法是矛盾的，而实际上它们却不是，弄清楚人们是否正确理解我在某个时刻采取的某一行动……
——可能也是为了摆脱你自己的体系？
——是的，我的体系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没有说明一切，我就必须在同等程度上把我自己置于这个体系之外。由于是我自己创造了这个体系，很可能我会重新陷进去。因此，这就将证明，对我来说不能在这个体系之外去构想真理。不过这同样可以表示这个体系在某一水平上是有效的，即便它不能达到深度的真理。
真理始终有待寻找，因为它是无穷尽的。这不是说人们不能获得一些个别真理。我想，如果我能够做到我在那篇本应说明我的真理的小说里企图做到的事情，运气好的话，我本可以获得某些真理，一些不仅关于我自己，而且关于我所处的时代的真理。但是我不会获得全部真理。我只不过会让人们明白真理是可以达到的——虽然今天谁也没有能力达到它。
——如果你现在能够写作，你就会去做这项工作？
——是的，而且我一直在以某种方式从事这项工作。
——但是，人们从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回忆录得悉，大约从一九五七年起，你怀着极端紧迫的感觉进行工作。西蒙娜·德·波伏瓦说你在“与时间、与死亡做精疲力竭的赛跑”。我以为，如果你有如此强烈的紧迫感，这是因为你认为只有你能说出某些绝对应该被说出来的东西。对不对？
——在某种意义上是的。我是从那个时候起写《辩证理性批判》的，这本书把我咬住了，占去我的全部时间。我每天工作十小时，服用科里特拉纳一种苯丙胺类药片。——最后我每天吃二十片，我的确感到必须完成这本书。苯丙胺使我的思想和写十分敏捷，至少是正常速度的三倍，而我正想尽快写。
正是这个时期，我在布达佩斯事件之后与共产党人决裂了。并非全面决裂，但是联系切断了。一九六八年以前，共产主义运动似乎代表整个左翼，以至于与共产党决裂就使你处于一种流放境地。一旦人们脱离这个左翼，人们不是向右转——如那些投向社会党的人所做的那样，就是处于某种期待状态，那个时候惟一可做的事情就是努力把共产党人拒绝人们加以思考的东西一直思考到底。
写《辩证理性批判》对我来说是在共产党对思想施加的作用之外为我自己的思想结账的一种方式。《批判》是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但却是反对共产党人的。我那时候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被共产党人完全歪曲、篡改了。现在我不完全这么想。
——我们以后再回到这个问题上去。你之所以有这种紧迫感，是否也因为你上了岁数，感到年龄不饶人？一九五四年，在莫斯科，你的健康第一次出现问题。
——那一次问题不严重，我的高血压发作了，我以为这是劳累过度引起的暂时不适，也和我正在苏联首次小住有关，那次逗留对我并不愉快，把我搞得很疲劳。当时我没有感到自己身上已发生某种变化。但是这以后不久，戴高乐取得政权的时候，我就有这种印象了。
我当时在写《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一九五八年冬天，有一天，我开始感到很不妙。
我还记得那一天，是在西蒙娜·贝里欧家里：我正在喝一杯威士忌，我想把酒杯放回到一张小桌子上去，自然而然地，我的酒杯从旁边掉下去了，不是我手笨，而是平衡失调。西蒙娜·贝里欧立刻发现了，她对我说：“去看医生吧，情况很糟糕。”确实如此，几天以后，我还在写《阿尔托纳的隐居者》的时候，与其说我在写作不如说在涂抹：我写出一些没有意义，与剧本没有关联的句子，叫西蒙娜·德·波伏瓦大为惊慌。
——你自己那会儿也感到害怕吧？
——不，但是我看到自己的健康毁了。我从未感到过害怕。但是我停止工作——我想有两个月工夫我什么也没有干。然后，我重新开始工作。不过这使《隐居者》晚一年脱稿。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半失明状态是个意外事故
——我以为，那个时期，你强烈地感到自己对读者、对你自己负有责任，感到你在《文字生涯》里面谈到的那些“人们缝入你的皮肉的指令”：总之，要么定作、要么完蛋。从什么时候起你开始放松了，如果说你也有过放松的时候？
——最近几年，自从我放弃写《福楼拜》以来。对于这本书也是这样，我付出巨大的劳动，服用科里特拉纳。十五年来我断断续续写这本书。我写点别的东西，然后我又回到《福楼拜》。但是我不会写完它。不过我并不感到多么不幸，因为我认为我想说的主要东西，我在前三卷里都说了。另一个人可以从我写成的三卷书出发写出第四卷来。
尽管如此，这部未完成的《福楼拜》还是使我感到内疚。说“内疚”，可能是过分了；归根结底，我是迫于实际情况才放弃的。我本想完成它的。同时，这第四卷要研究《包法利夫人》的文体，这对我既是最困难的又是最乏味的。不过，我告诉你：主要的已经完成了，即便作品还悬在那儿。
——这个评价是否适用于你的著作的整体？人们几乎可以说，这部著作整体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没有完成。难道这不使你……
——不使我烦恼？一点也不。因为所有的著作都是未完成的：所有从事一项文学或哲学著作的人都不会完成它。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时间不够！
——今天你是否不再感到时间的紧迫？
——不，因为我做出决定——我说得很明白：我做出决定——认为我已经说出所有我想说的。这个决定意味着我把所有我还想说的，所有我没有说的，都一刀割断了，因为我把我已经写出来的看成是主要的。我对自己说，剩下来的不值得去费劲，这不过是人们偶尔心血来潮，比如说想用这个或那个题材写一部小说，后来又取消这个念头了。
事实上不完全是那么回事：如果我把自己当做一个来日方长、身体健康的人来提出要求，那么我会说我没有竣工，我没有说出我想说的一切，还差得很远。不过我不愿意对自己这么说。如果我还能活上十年，这就很好了，这就不错了。
——这十年你打算用来做什么呢？
——用来做一些类似我们正在准备的电视节目那样的工作，这套电视节目我认为应该成为我的著作的组成部分。还用来写一部对话录，我已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开始写这部书，这是《文字生涯》的续编，但是这一次将根据主题编次，而且在文体上将没有《文字生涯》那样讲究，因为我再也不能在这上头下工夫了。
——但是在你说到的这些计划里头，你投入的心血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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