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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岁的时候，我对自己已有信心，一方面很有节制，另一方面让人受不了，因为我把失败看做死后胜利的条件。双目失明或双腿残废，或犯错误陷入歧途，总之在不断吃败仗之后，最后赢得战争。对出类拔萃的人物所进行的考验和由我负责任的失败，在我看来，两者没有区别。这就是说在我眼里，我的罪过实际上就是不幸事件，我愿意承担不幸意味着愿意承担错误。我简直不能得病，一有病痛，哪怕麻疹或鼻炎，就宣布自己有过错：我放松了警惕，忘记了穿大衣或戴围巾。我总愿意责备自己，不肯怨天尤人，这不是因为天性朴实，而是要靠自己安身立命。这种自命不凡并不排斥谦卑。我很乐意认为自己可能犯错误，因为我的失败证明我走在通向尽善的捷径上。我设法在自己的生命中捉摸到某种不可抗拒的引力，能不断迫使我取得新的进步，哪怕我自己非常不情愿。
所有的孩子都知道他们在进步。再说人家也不让他们蒙在鼓里：“应该取得进步……在进步中……可靠地进步……不断地进步……”成人给我们讲法国历史，说第一共和国不太稳定，之后有第二共和国，然后是第三共和国，这是一个好的共和国，有二必有三嘛。当时激进党人的纲领表现出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财富不断充裕，由于才智出众的人和小产业主急剧增加，因而贫困化已消灭。我们这些小先生，生得适时，满意地发现我们个人的进步体现了全民族的进步。但想超过他们父辈的人却不多，大部分人只等待着长大成人，到一定的时候，他们停止长个儿，停止发育，那时他们四周的社会自然而然会变得更美好，更安逸。我们之中有些人迫不及待地等着这个时刻到来，但有些人带着恐惧的心理，还有些人带着遗憾的心情。至于我，在接受使命之前，在漫不经心中长大成人：将来能否跻身显要，我根本不在乎。外祖父觉得我个儿矮小，为此十分伤心。外祖母为了气他，对他说：“他准是萨特家的个儿。”外祖父装作没有听见，站到我跟前，目测我的身高，终于说：“他长高了。”但口气不坚定。我对他的不安和希望一概无动于衷。野草也长个儿嘛，足见人可以长高，但不失其野。我当时关注的问题是永垂不朽。当年岁增长之后，一切都变了，好好干已经不够，必须一个小时比一个小时干得更好。我只有一条原则：向上攀登。为了培养我的抱负并掩盖其过分，我求助于普遍的经验：我想在童年动摇不定的进步中看到我命运的初步成果。这种实实在在的进步，虽然微小和平常，却给了我感到自己往上升的幻觉。在公共场合，我公开接受同班级和同代人的观念：我们受益于既得的成绩，得益于已有的经验。过去丰富了现在。在单独一个时，我远远没有感到满足。我不能接受从外部获得的存在，不能接受通过惰性保持的存在，不能接受内心活动受前人活动的制约的说法。既然我是未来的人们所期待的对象，那我干脆跳跃前进，堂堂正正，一气呵成，每时每刻都是我的不断再生，我希望看到内心的情感迸发出火花。为什么非要过去来丰富我呢？过去对我没有作用，相反，是我自己从死灰中再生，用不断的创新把自己从虚无中解脱出来。我越再生越完好、越善于运用内心的惰性储存，道理很简单，因为我越接近死亡越看清死亡的真相。人们常对我说，过去推动着我们，但我深信未来吸引着我。要是我感到自己干活拖沓，或才能施展缓慢，我就会不高兴。我把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硬塞进心里，把它变成了内燃机。我让过去向现在低头，让现在向未来屈服；把平稳的进化论改变成间断的革命灾变说。几年前有人向我指出，我的戏剧和小说中的人物在危机时刻突然做出决定。眨眼之间，《苍蝇》中的俄瑞斯忒斯就转变了。自然如此，因为我按自己的形象塑造我的人物，并非原封不动地照搬我的形象，而是按照我渴望成为的形象加以塑造。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我成为背叛者
我成为背叛者，并坚持背叛。尽管我全心全意投入我的事业，尽管我对工作全力以赴，尽管我真心诚意结交友谊，尽管我发脾气时毫不掩饰，但我很快便否认自己。我知道这一点，也愿意这么做。正在激情高昂的时候，我已经开始背叛自己，高兴地预感到我未来的背叛。大致而言，我与常人一样履行我的诺言，我的友情和行为虽则始终不渝，但我容易感到新的冲动，比如观赏古迹、名画、风景。有一个时期我感到最后看到的总是最美的。我有时引起朋友们的不满：当我们一起回顾他们所珍视的事情时，我的言谈很不敬，或干脆很轻率，为的是使自己相信我对过去的事情已不屑一顾。由于我颇不喜欢自己，就寄希望于未来，结果更不喜欢自己，随着时间毫不容情地向前进，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差劲。昨天我干得不好，那是昨天的事；而今天我已经预感到明天我对自己严厉的评判。总之，不能挨得太近。我对自己的过去敬而远之。少年，中年，刚消逝的去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已属旧时代。新时代此时此刻宣告诞生，但决不固定下来，因为明年就要把它彻底埋葬。尤其是我的童年，我早已把它一笔勾销。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花费了许多时间才回忆起童年的大概轮廓。我三十岁的时候，有些朋友感到奇怪：“好像你既没有双亲又没有童年似的。”我傻乎乎，居然十分得意。不过，我十分喜欢和尊重某些人，尤其是妇女——对她们的志趣和欲望，对她们从前的事业，对消逝的节日，始终不渝地保持朴实忠诚的态度。我欣赏她们以不变应万变的意志，欣赏她们牢记一切的愿望，甚至到死她们还记得洋娃娃、乳牙、初恋。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到了暮年还非得找年轻时爱过而没有到手的老女人睡觉。还有一些人对已故的人怀恨在心，或者不肯承认二十年前犯的小过失，甚至耿耿于怀。而我，我从不积怨，出于好意承认一切；我善于做自我批评，条件是出于我自愿，不由别人强加。有人曾在一九三六年或一九四五年跟当时的我过不去，那和现在的我有什么关系？我把这些都记在当时那个我的名下了。谁叫他太笨，不会让人家尊重。一天遇到一个老朋友，他说话带刺，对我心怀不满了十七年，事因是在某个特定的场合，我对他失礼了。我模模糊糊记得当年出于自卫作了反击，指责他太敏感、太胡搅蛮缠，总之对那件事我发表了个人见解。这次会面，我非常乐意听取他的想法，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我责备自己当时出于虚荣心，表现自私，没有心肝，总之，乐意承认一无是处。我对自己头脑清醒感到欣喜。要知道这么心甘情愿承认错误，证明我不会再犯类似的错误了。人家相信你的话吗？不，我的正直和毫无隐讳的坦白相反更加激怒申诉人。他揭穿了我，知道我在利用他。他怨恨的是我，活着的我，包括现在和过去，他深知我依然如故，而我却扔给他一具僵死的遗物，为的是乐于感到我自己像初生的孩子。到头来，我发火了，对这个鞭尸的狂怒者很不满意。反之，如果有人提醒我说在某个场合我表现不错，我一摆手就把此事忘了。人家以为我谦虚，其实恰恰相反，我认为今天干得好一些，明天还要好得多。中年作家不喜欢人家过分肯定他们的处女作，而我敢说我最不喜欢这类赞扬。我最好的书是我正在写的书，然后才是最近出版的书，但我心里已经开始腻烦了。要是批评家今天觉得这本书不好，他们也许会使我不快，但六个月之后，我差不多会同意他们的意见。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不论他们认为这本书如何贫乏和无价值，我毕竟要求他们把它放在比它更早写出的东西之上。我同意所有作品被全盘贬斥，只要把它按出版时间加以评论就行，惟有出版顺序能给我写好书的机会，明天写得更好，后天写得好上加好，最后以一部杰作告终。
自然我明白这是办不到的，事实上我们经常炒冷饭。但这一点我新近才觉悟到。我旧时的信念动摇了，不过还没有完全泯灭。我一生中有几个严厉的见证人，他们不放过我的任何小毛病，经常揪我的辫子，说我重蹈覆辙。他们直言相告，我相信他们言之有理，最后为之庆幸：昨天我多么盲目啊。我今天的进步就在于明白了我停滞不前。有时我自己成了原告的证人。例如，我想起两年前写过一页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