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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出海。总是千篇一律的老套子：作恶之王必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行善之杰在一片嘲骂声中艰苦奋战。而后者出乎意料的胜利使嘲笑者毛骨悚然。我因缺乏经验，违反种种写作规则，效果适得其反。德国皇帝尽管是个彪形大汉，却其貌不扬，早就看得出，在虎背熊腰的贝林手下不堪一击。再说观众敌视他，我们这些大兵恶狠狠地高声骂他，战犯威廉二世孤零零，受尽嘲笑和欺凌，我亲眼看到他被世人唾弃却不失其高傲，而这本应是我笔下的英雄们的处境。这种逆转使我瞠目结舌。
还有更糟糕的。我那些被路易丝称作“胡言乱语的东西”得不到任何的证实或否定，非洲辽阔，遥远，人口稀少，消息不通，谁都不能证明我的探险者没有到过非洲；我在叙述他们的战斗时，谁也无法证实他们没有向俾格米人俾格米人，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内的一个种族类型，分布在中非、东南亚和大洋洲诸岛屿。开过枪。我还不至于自认为是他们的传记作者。但人们跟我大讲特讲小说的真实性，到头来我以为自己的奇谈也真有其事了。虽然我自己还未意识到，但我未来的读者会认为确有其事的。然而，这倒霉的十月使我陷入假想和现实的混战中不能自拔：我笔下的德国皇帝败北之后，下令停火，因此按逻辑推理秋天应该恢复和平了。但是恰恰相反，报刊和成人一天到晚唠叨我们仍处在战争中，并且战争还要继续下去。我感到受了愚弄：我是一个骗子手，说了一通废话，谁也不相信。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重读自己的作品，羞得脸红到耳根。难道是我，是我津津乐道这些幼稚的神话吗？我差一点抛弃文学，洗手不干了。末了，我把手稿带到海滩，深深埋在沙里。苦恼清除，信心重振，我是命定的作家，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文学艺术有其奥秘，要等到火候才向我泄露呢。我的年龄还不到，权且作储备吧。我停止了写作。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逃避现实躲进了往昔
我们回到了巴黎，我从此不再碰阿诺·加洛班和让·德·拉伊尔的书，因为我不能原谅这些机会主义者比我高明。我对战争不满，因为它平淡无奇。恼羞成怒之余，我逃避现实，躲进了往昔。几个月前，一九一三年岁末，我发现了尼克·卡特，布法洛·皮尔，得克萨斯·杰克，锡丁·布尔等英雄人物，战争刚爆发的时候，这类人物消失了，外祖父说出版商是德国人。幸亏在塞纳河两岸的旧书摊上还能找到大半。我生拉硬拽着母亲到那里去，我们从奥尔塞车站到奥兹特利茨车站一个个书摊找遍，有时去一次能买到十五本，很快就收集了五百本。我按数一叠一叠排齐，不厌其烦地点着数，高声念着带神秘色彩的书名：《气球中的凶杀》，《与魔鬼订约》，《穆图希米子爵的奴隶》，《达扎尔起死回生》。我很喜欢这些书，纸张发黄，老化变脆，斑迹点点，散发出枯叶的怪味，确实是一些枯死的纸页，残存的遗迹，既然战争使一切都停止了，我明白长发人最后的历险对我来说将永远是一个谜，或再也弄不清侦探之王最后的侦查了。这些孤胆英雄跟我一样成了世界大战的牺牲品，因此我对他们怜爱备至。只要看到装潢封面的彩色版画，我便欣喜若狂。布法洛·皮尔骑着骏马奔驰在草原上，时而追逐印第安人，时而躲避印第安人。我非常喜欢尼克·卡特的插图。人们可能觉得这些插图单调：几乎清一色是表现这位伟大的侦探大打出手或挨揍败退。但是这些吵架斗殴发生在曼哈坦大街上，那里地面空旷，周围是棕色的栅栏或猪血色立方形的简陋建筑，这使我心驰神往。我想像这是一座广阔的城市，习俗严格而血案累累，恶习和美德皆置于法外，杀人犯和正义者一概逍遥自在和为所欲为，双方到了晚上才拔刀评理见个高低。这座城市酷似非洲，在炎热的太阳下，英雄主义始终表现为萍水相逢，见义勇为，我对纽约的神往来源于此。
我把战争和天职统统抛到脑后。要是有人问我：“你长大干什么啊？”我就和蔼地、谦虚地回答想当作家，但已经抛弃了登峰造极的梦想，不再搞什么心灵修炼了。大概因为这个缘故，一九一四年左右那几年是我童年最幸福的日子。我跟母亲平起平坐，形影不离。她称我为她的男伴，她的小男人，我对她无话不讲。更有甚者，被束之高阁的创作转化成喋喋不休的话语，从我嘴里往外涌，我嘁嘁喳喳地讲述所见所闻，净是一些安娜—玛丽知道的东西，无非是房子、树木和人物。我非常乐意向她通报消息，仿佛成了世界的代言人，事物通过我发出信息。起初我感到脑袋里有人在唠叨，不断地说：“我走路，坐下，喝水，吃糖果。”我大声重复这些不断出现的议论：“我走路，妈妈，我喝一杯水，我坐下。”我好像有两个声音，其中一个声音似乎是我的，但不服从我的指挥，却让另一个声音作它的传声筒。我确定自己有双重人格，这些轻微的紊乱一直持续到夏天，把我搞得精疲力竭。为此我十分恼火，终于害怕起来了。“我脑子里有人说话。”我对母亲说，好在她并未在意。
这件事没有影响我的幸福和我们的结合。我们有我们的神话，我们的口头禅，我们惯常的玩笑。差不多有一年光景，我每说十句话至少要加一句：“但没关系”，语气间带着忍耐而讽刺的味道。譬如，“那是一条大白狗，不完全白，带灰色的，但没关系。”我们习惯于用史诗般的风格讲述不断发生的日常生活琐事。我们常常用第三人称的复数讲我们自己。例如我们等公共汽车，看见一辆车开过未停，我们中的一个嚷道：“他们气得直跺脚，咒天骂地。”于是我们齐声哈哈大笑起来。当着人的面，我们自有默契，一个眼色即心领神会。一家商店或一间茶室的女招待显得滑稽。母亲走出时对我说：“我没敢看你，否则我会当着她的面扑哧笑出声来。”我对自己的能耐感到骄傲，要知道没有多少孩子能使一个眼色就让他们的母亲扑哧笑出声来的啊。由于我们俩都羞怯，害怕受惊也是共同的。一天在塞纳河畔，我发现有十二本布法洛·皮尔历险记我没有买过。正当母亲准备付款的时候，走过来一个男人，白白胖胖的，漆黑的眼珠，小胡子抹得油亮，头戴划船草帽，一副时下英俊少年的派头，他眼睛死盯着我母亲，可是冲着我连连说道：“看把你宠的，小子，太宠你啦！”开始我大为生气，他怎么劈头就用“你”称呼我，但当我看到他古怪的目光，我和安娜—玛丽都不由得如受惊的小姑娘似的朝后蹦了一步。见此情景，这位先生不自在地走开了。我见过千万张脸都遗忘了，但这张猪油般的脸，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对肉欲一无所知，想像不出这个人想要我们什么，但是他的情欲如此露骨，连我也看出来了。从某种角度来讲，我看透了他的心思。这种欲望，我是通过安娜—玛丽观察出来的。通过她，我嗅出男性，害怕男性，讨厌男性。这件意外的小事加深了我们的联系，我拉着母亲的手，趾高气扬地迈着小步快速走着。确信自己在保护着她。这是那些年代留下的回忆吗？是的，时至今日，每当看到某个一本正经的孩子对受保护的母亲说话，样子郑重其事、温情脉脉，我便感到由衷的高兴。我喜欢这种甜蜜而孤僻的友情，世间俗人之间没有这种情谊，因为这不合他们的常情。我久久凝视这样一对对无邪的伴侣，等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男子时，赶紧转过头去。
第二件大事发生在一九一五年十月，我十岁三个月。家人不想再把我过久地关在家里了。夏尔·施韦泽闭口不提他的怨恨，替我在亨利四世中学注了册，让我走读。
第一次作文，我得了倒数第一名。我是小封建主，一向把教和学看做是个人之间的联系。玛丽—路易丝小姐出于笃爱向我传授知识，我出于好心和爱她接受知识。所以，从讲台上向众人权威性地授课使我张皇失措，我对这种冷冰冰的民主法则感到莫名其妙。我时时刻刻受着比较，总有人比我回答得好，回答得快，我那些假想的优越感化为乌有了。由于太受宠爱，我不肯否定自己；虽然由衷地佩服同学们，但不羡慕他们，心想等到我五十岁的时候，也会露一手的。总之，我晕头转向了，但并不苦恼。突如其来的慌乱使我十分卖力，但交的作业却一塌糊涂。外祖父为此大皱眉头，母亲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