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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而同自发而来，其中包括福柯等许许多多名人。这种萨特现象恐怕是空前绝后的，因为如今已是信息时代，不可能再产生像萨特这样的人物了。历史不会忘记独一无二的人物。
2004年春节于巴黎小说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我从长达六年的睡眠中苏醒
塞利纳：《教堂》《教堂》，指法国作家塞利纳（1894—1961）的处女作——五幕喜剧《教堂》。出版者声明
这几本日记是在安托万·罗冈丹的文件中找到的，现在原封不动地予以刊登。
第一页没有标明日期，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写于日记以前数周，最晚是在一九三二年一月初。
安托万·罗冈丹自中欧、北非、远东旅行归来后，此时已在布维尔居住三年，为的是完成对德·罗尔邦侯爵的历史研究。没有日期的一页
最好是逐日记录事件。写日记使我看得更清楚。别漏过细微差别和细枝末节，哪怕它们看上去无足轻重。千万别将它们分门别类。应该写我怎样看这张桌子、街道、人、我的那包香烟，因为它发生了变化。应该精确判定变化的广度和性质。
譬如说，这里有一个装墨水瓶的纸盒。我应该努力说出从前我如何看它，现在又如何……此处空白。——作者注它。那么，这是一个直角平行六边形，它突出在——蠢话，这有什么可说的呢。别将空无吹成神奇，这一点可要注意。我想这正是写日记的危险：夸大一切，时时窥探，不断歪曲真实。另一方面，当然我能随时找到前天的感觉——对这个墨水瓶盒或其他任何物体的感觉。我必须时刻准备好，不然这个感觉就会再次从我指缝间溜走。不应该……此处有一字被擦掉（可能是“歪曲”或“制造”），另加一字，但不清楚。——作者注而应该小心谨慎地、详详细细地记下发生的一切。
当然，我现在无法写清楚星期六和前天的事，因为我离它们已经太远了。我能说的只是无论是在星期六还是前天，都没有发生任何通常所谓的大事。星期六，孩子们玩石子打水漂儿，我也想像他们那样往海面上扔石子，但我停住了，石子从我手中落下，我走开了，可能神情恍惚，以致孩子们在我背后哄笑。
这便是表象，而我身上发生的事未留下清楚的印迹。我看到了什么东西，它使我恶心，但我不知道自己注视的是海还是石子。石子是扁平的，整整一面是干的，另一面潮湿，沾满污泥，我张开手指捏住它的边沿，免得把手弄脏。
前天，事情就更复杂了，再加上一系列巧合和误会，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但我不会把这一切写在纸上来自娱。总之，我确实有过害怕或类似的感觉。如果我知道自己害怕什么，那我早就迈进一大步了。
奇怪的是，我毫不感到自己神经失常，而是确确实实看出自己神经健全。所有这些变化只涉及物体，至少这是我想证实的一点。
十点半钟当然是指晚上。下文与上文相隔很久。我们认为它最早写于第二天。——作者注
话说回来，也许那真是一次轻微的神经质发作。它没有留下任何迹象。上星期的古怪感觉今天看来十分可笑，我已经摆脱了它。今晚我很自在，舒舒服服地活在世上。这里是我的房间，它朝向东北，下面是残废者街和新火车站工地。从窗口望出去，在维克多—诺瓦尔大街的拐角，是铁路之家的红白火焰招牌。由巴黎来的火车刚刚到站，人们走出老火车站，在各条街上散开。我听见脚步声和说话声。不少人在等候最后一班有轨电车，他们正站在我的窗下，围着路灯，大概形成了愁苦的一小堆。他们还要等几分钟，有轨电车十点四十五分才来。但愿今夜没有生意人来投宿，因为我直想睡觉，早就困了。只要一夜，美美的一夜，所有那些事都会忘得干干净净。
十一点差一刻，不用害怕了。他们已经来了，除非今天是鲁昂那位先生来的日子。他每个星期都来，二楼的那间带浴盆的二号房间是专为他留着的。现在他随时可能来，因为他常去铁路之家喝杯啤酒，然后才来睡觉。他不喧闹，个子小小的，干干净净，戴着假发，蓄着黑黑的、打了蜡的小胡子。他来了。
当我听见他上楼时，心中轻轻一动，感到十分宽慰，如此井然有序的世界有什么叫我害怕的呢？我想我已经痊愈了。
挂着“屠宰场—大船坞”牌子的七路有轨电车来了，丁零当啷直响。它又开走了。现在它载满箱子和熟睡的儿童驶向大船坞，驶向工厂，驶向黑暗的东区。这是倒数第二班车，末班车在一小时以后才来。
我要上床了。我已经痊愈，我不想像小姑娘那样在一个崭新漂亮的本子上逐日记下我的感受。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写日记才有意义，那就是如果……没有日期的一页至此结束。——作者注日记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一
我遇到一件不平凡的事，我不能再怀疑了。它不是一般确切的或确凿的事实，而是像疾病一样来到我身上，偷偷地、一步一步地安顿下来，我感到自己有点古怪，有点别扭，仅此而已。它一旦进入就不再动弹，静静地待着，因此我才能说服自己我没事，这只是一场虚惊。但是现在它却发挥威力了。
我不认为历史学家的职业有利于作心理分析，我们这一行接触的只是概括性的情感，统称为野心、利益等等。但是，如果我对自己有些许认识的话，此刻正该加以应用了。
譬如，我的手有点新奇，它们以某种方式来握烟斗或餐叉，或者说餐叉正以某种姿势被握着，我不知道。刚才我正要走进房间时突然停住，因为我的手感觉到一个冷冷的东西，它具有某种个性，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张开手一看，只是门锁。今天早上在图书馆里，自学者指奥吉埃·普（Ogier P。。。），日记中常提到他。他当过庶务文书。罗冈丹于一九三○年在布维尔图书馆与他相识。——作者注走过来和我打招呼，我竟然用了十秒钟才认出他来。我看到一张陌生的面孔，几乎不能算面孔。还有他那只手，像一条肥大的白蠕虫放在我手里。我立刻把它甩掉，手臂便无力地垂下来。
街上也有许多暧昧的、拖长的声音。
看来这几个星期里发生了变化。但变化在哪里呢？它是抽象的，不寄寓于任何东西。莫非是我变了？如果我没有变，那么就是这个房间、这个城市、这个环境变了，二者必居其一。
我看是我变了，这是最简单的答案，也是最不愉快的。总之，我得承认，我被这些突然的变化所左右，因为我很少思考，于是一大堆微小变化在我身上积累起来，而我不加防范，终于有一天爆发了真正的革命，我的生活便具有了这种缺乏和谐和条理的面貌。例如我离开法国时，许多人说我是心血来潮。在国外旅居六年以后，我突然回国，仍然有人说我是心血来潮。我还记得在梅尔西埃这位法国官员办公室里的情景。他去年在佩特鲁事件后辞了职。梅尔西埃随一个考古代表团去孟加拉。我一直想去孟加拉，他便极力邀我同去。我现在想他为什么邀我去，大概是信不过波尔塔，想让我去监视他吧。当时我没有理由拒绝，即使预感到这个针对波尔塔的小阴谋，我更该高兴地接受邀请。总之，我僵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睛盯住绿台布上电话机旁的一尊高棉小雕像。我全身仿佛充满了淋巴液和温奶。梅尔西埃用天使般的耐心来掩饰少许的不快，他说：
“我需要得到正式决定。我知道您迟早会同意的，最好还是马上接受。”
他蓄着棕黑色的胡子，香喷喷的。他一晃脑袋，香气便扑鼻而来。接着，突然间，我从长达六年的睡眠中苏醒。
雕像显得可厌和愚蠢，我厌倦之极。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待在印度支那。我去那里做什么？为什么要和那些人谈话？为什么我的装束如此古怪？我的热情已经消逝。在好几年里它曾淹没我、裹胁我，此刻我感到自己空空如也。然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因为在我面前晃晃悠悠地出现了一个庞大而乏味的思想，我不知它是什么，但我不能正视它，因为它使我恶心。这一切都与梅尔西埃的胡子的香气混杂在一起。
我对他很生气，便打起精神冷冷地回答说：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