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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同代人完全消亡的情况下，某个伟人的死亡对后代人永远不会构成意外打击，时间为他的死亡确实了某种特色。凡享高寿的死者都死于先天，死亡既在他接受临终涂油礼，也在他初生受洗礼的时候来临，他的一生属于我们这些后来人。我们从开始，从末尾，从中间，进去出来，随意顺年表而下或逆年表而上，因为年代顺序已经打乱，不可能重建，所以这个人物可以高枕无忧，不担风险，即使有人在他的鼻孔里挠痒痒，他也不会打喷嚏。他过去的存在提供了一个按时间顺序展开的人生表象，但是只要你稍微让他的生命复活一下，他的经历顿时变成同时发生的事件。你若想置身于消亡者的地位，装作体验他的激情、无知、偏见，复活一下已消失的抵抗力，重现一点儿急躁或忧虑情绪，那是万万办不到的。你忍不住要根据他本人当时无法预料的结果和掌握不住的情况来评价他的行为，你情不自禁地要对他本人当时忽视而后来证明很重要的事件给以特别的重视。这就是海市蜃楼，未来比现在更符合实际。这并不奇怪，死亡是出生的归宿，盖棺才能论定。死者居于存在与价值的中途，介乎历史的原貌与编写的历史之间，他的历史成了某种循环的液汁，在他一生的每个时刻都得到体现。在阿拉罗伯斯庇尔于一七五八年生于阿拉。的沙龙里有一个年轻的律师，沉着镇静而矫揉造作，他就是后来上断头台的罗伯斯庇尔。当时没有一个客人注意到他已把脑袋夹在腋下，鲜血淋淋，看不出血弄脏了地毯，而我们则清楚地看到鲜血淋淋的人头。曾几何时，相隔五年，囚车送他上刑场，但此时此地，这颗割下来的人头颚骨下垂，却在侃侃而谈。这种看法上的阴差阳错已是公认的，不过无妨大局，有办法纠正。然而，当时的文人学士力加掩饰，以此孕育自己的唯心主义。他们暗示，某种伟大的思想倘若诞生，就投胎到女人的肚子里，变成将来怀有这种伟大思想的伟人，为他选择状况、环境，恰如其分地确定他的亲人们的理解和不理解的比例，解决他要受的教育，让他经受必要的考验，逐步使他形成不稳定的性格，但又加以控制，直到精心培育的对象脱颖而出，光芒四射。这一切虽然没有明讲，但处处使人感到因果的顺序在暗中是颠倒的。
我高高兴兴地使用这种海市蜃楼，以便确保我的命运。我抓住年代，颠倒其头尾，一切便豁然开朗了。事情从一本小书开始，深蓝色的封面，带有发黑的镀金装饰，厚厚的纸发出死人的臭味，书名是：《英杰们的童年》。扉页上有一个戳记，证明是我大舅乔治一八八五年获算术第二名所得的奖品。我在胡编异想天开的旅行的那阵子，发现了这本书，翻阅了一下，就气愤地丢下了。因为这些出类拔萃的青年跟神童毫无共同之处，他们只在呆板的德行方面跟我相近，我不懂为什么对他们大书特书。后来书不翼而飞了，其实是我有意把它藏起来的，以示惩罚。一年之后，我翻箱倒柜把书找了出来，这时我已经变化，由神童变成备受磨难的小伟人。无巧不成书，书也变了样。书上的文字还是原来的，但讲的好像就是我。我预感到这本书会把我毁了，心里很怨恨，很害怕。每天打开书之前，我走到窗前坐下：一旦有什么危险，便可以让真正的阳光进入我的眼睛消毒。今天，那些为受过方多马斯二十世纪初由苏韦斯特尔和阿兰合著的侦探小说《方多马斯》的主人公，是神出鬼没而富有诱惑力的罪人。和安德烈·纪德影响而不胜遗憾的人使我啼笑皆非，殊不知孩儿们愿意吸毒啊。我像吸毒者那样战战兢兢地吞下我的毒品，结果似乎并没有伤什么元气。那时候人们鼓励少年读者，说什么明哲和尽孝是成功之本，甚至可以使我们成为伦勃朗或莫扎特。人们在一些短篇小说中描述一些平平常常的男孩子所干的平平常常的事情，但他们知恩尽孝，他们叫让—塞巴斯蒂安，让—雅克或让—巴蒂斯特，使他们的亲人幸福，如同我使我的亲人幸福一样。其毒汁恰恰在于文章作者从来不提及卢梭、巴赫、莫里哀的名字让—雅克是卢梭的名字，让—巴蒂斯特是莫里哀的名字，让—塞巴斯蒂安是巴赫的名字。，却巧妙地处处暗示孩子们未来的伟大，漫不经心地通过某个细节提到他们的著作或他们最出名的行为，精心设计着故事，要是不对照后来发生的事情，哪怕最寻常的小事也无法叫人理解。作者在乱哄哄的日常生活中埋下神奇的伏笔，预示着会使一切改观的未来。一个名叫桑济奥的男孩，发疯似的想见教皇。一天人家把他带到广场等候圣父经过。孩子脸色苍白，双目睁得圆圆的，人家忍不住问他：“你高兴了吧，拉法埃洛？这一回你至少亲眼看见我们的圣父了吧？”他惶惑地回答：“什么圣父？我光看见鲜艳的颜色啊！”还有一例，小米格尔一心想从军，坐在一棵树下津津有味地读一本武侠小说，突然一阵震耳的铁器声吓了他一跳，原来是附近的老疯子即堂吉诃德。孩子读《堂吉诃德》入了神。，一个破落的绅士，骑着一匹瘦马，举着长枪，颤巍巍地冲向一座风车。吃晚饭的时候，米格尔把这个小故事讲得既滑稽又可爱，逗得大家捧腹大笑。但后来房间里剩下他独自一人时，他把小说扔在地上，踩上几脚，抽噎了好久。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对信仰必须不断坚持
这些孩子迷失了方向，他们的一言一行实际上预示着自身的前途，而他们却以为在瞎说、胡闹。我和作者比他们看得远。我们交换着微笑，对他们不胜同情。这些表面极其平常的孩子，我观察他们的生活，用的是上帝设计这种生活的目光，即先看其结尾。开始我兴高采烈，他们是我的兄弟啊，他们的光荣也就是我的光荣。然后完全翻转过来，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书页的另一面，让—保尔的童年酷似书中让—雅克和让—塞巴斯蒂安的童年，一切都是先兆。不过，这时作者挤眉弄眼的对象则是我的甥孙们。这些未来的孩子从我的死到我的生倒着观察我，我想像不出这批未来的孩子该是什么样子，但不断向他们递送我自己也难以破译的信息。想到死亡，我不寒而栗，虽说死亡是我全部行为的真正意义。我丧失了自身，试图从反方向穿过书页，把自己重新放在读者的地位，我抬起头，求助阳光，喔，原来这一举动本身也是一种信息。这种突然的不安，这种怀疑，这个眼睛和脖子的动作，到二○一三年会得到怎么样的解释呢？到那时有两把打开我的钥匙：作品和死亡。我已经无法从书中出来了，这本书早已读完，我只是书中的一个人物而已。我窥伺自己：一个小时之前，我还跟母亲嘁嘁喳喳说话。我说了些什么？我记得其中的几句话，大声重复，但无济于事，话语出口而逝，不可捉摸。我的声音在自己的耳朵里听起来好像跟我毫不相干，扒手天使钻进我的脑袋，抢劫我的思想。这个天使不是别人，正是三十世纪的一个金发少年，他凭窗而坐，通过一本书观察着我。我喜恨交加，感到他的目光把我钉死在我所处的那十个世纪。在他看来，我弄虚作假，生造一些双关意义的词语抛给读者。安娜—玛丽看见我趴在课桌上乱涂乱写，对我说：“天色暗啦！我的小宝贝要弄坏眼睛的。”这正是天真无邪地回答得好时机：“即使在黑夜里我也能写字。”母亲笑了，说我是小傻瓜，并把灯点亮。戏法已变完，我们俩谁也不知道我刚才向公元三千年报告我未来的残疾。等我风烛残年的时候，我眼瞎的程度超过贝多芬耳聋的程度，我摸着黑创作最后一部书。在我身后人家找出这份手稿时大失所望：“根本无法辨认！”甚至提出把手稿扔进垃圾箱。最后奥里亚克市图书馆纯粹出于怜悯，收藏了起来，一百年无人问津。后来有一天，一些年轻学者出于爱我，试图辨认这份手稿，他们得花毕生的精力方能重整我的杰作。母亲已经离开房间，剩下我自个儿，我不知不觉地自言自语：“在黑夜里！”我的曾甥孙在天边，啪的一声合上书，深思着他曾舅父的童年，眼泪流满双颊，不胜感叹道：“想不到他真的在黑暗中写作。”
未来的孩子跟我长得一模一样，我在他们面前招摇而过。我想到会使他们成为泪人儿，自己也挤出几滴眼泪；通过他们的眼睛看到自己的死亡，死亡已肯定无疑，我在谱写死者的传略，即我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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