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咚，狗仗人势呢。我打仗的时候他连一条精虫都没当上呢。我说找唐书记，他说不在，我说我跟唐书记一起打的孟良崮。他说什么孟良崮不孟良崮我不懂这里又不是菜场随便让你进去。我一急说老子毙了你这个小杂种。他倒好，笑了。说这里没有姓唐的书记，让我到乌有巷居委会去找找。可是老唐明明是在省里当书记呀，他自己告诉我的，乌有巷在哪里？小同志你知道乌有巷在哪里吗？乌有巷吗？往东，再往西，走回来，往南，再往北。怎么找？别找啦。我笑起来。乌有巷就是没有这条巷，别找啦。小杂种，他耍了我呀？！老头尖叫了一声，他突然扯开了裤带把裤子往下褪。你看看这是什么？这儿有两块蒋介石的弹片呀。我看见了老头干瘪蜡黄的小腹上有两道褐红的伤疤，像两条蚯蚓僵卧不动。老头说小杂种他怎么敢耍我呀？！老头扯开着裤子对我吼。我看见他脖子下的肉瘤气愤得快要炸裂了。遇到这样一个暴躁的老革命我真不知如何安慰他！我不能让他老扯开着裤子，因为天气很冷。我实在找不到帮助他的方法，只能温和地对着他耳朵喊：“把裤子穿上吧，当心感冒。”在城市里你经常能见到一些新奇古怪的玩意，让你着迷。我曾经迷恋过工人俱乐部里的碰碰车，我每隔几天就到那儿去花五角钱买一张门票，我一走进圆形车场就直奔那辆火红的碰碰车，跳上去捏紧塑料方向盘狂跑一圈。我吹着口哨驾驶碰碰车，见到别的车就冲上去猛撞。要知道在碰碰车场里撞人是不违反交通规则的，可惜就是撞不翻他们。我知道迷恋这种儿童游戏实在可笑，但我忍不住地要往工人俱乐部跑，我忍不住地要去撞人，这也实在可笑。直到有一回我撞了那辆由一对烫发男女驾驶的碰碰车，烫发的小伙子突然从车里跳下来，冲我瞪着眼睛，“你再撞我们我一刀捅了你。”我说干嘛要捅我？他说，“你还装傻？你撞了我们还不知道？”我无言以对，我觉得他一点也不懂游戏规则，比我还可笑。从此我就对碰碰车倒了胃口。后来我就经常出没于西区的鼓楼周围。在鼓楼的顶台上有一架天文望远镜，你花二角钱可以看三分钟城市景观。我就把眼睛紧紧贴着镜筒鸟瞰全城，你在望远镜里看这个城市会觉得它更加神秘漂亮。扫兴的是那个看守望远镜的老头不停地在边上提醒你。“一分钟了。两分钟了。”每次都是匆匆忙忙，但我还是从望远镜里看见了不少街上看不见的东西。我看见过五一医院的停尸间，看见一盏蓝色的灯泡照着一排裹白布的死人。看见过一个梳辫子的女孩跟一个男人接吻的场面，镜片里只有一根独辫子随着头部的后仰往下坠，两个人的脸都看不见，但我知道那是接吻。我还看见过一座在八层楼上的巨大的会议室，窗户里面有好多人像企鹅一样呆板而可爱地游移着，不知在开什么会。在城市里你只要花钱就可以干很多开心的事情。这是我对城市下的第一条定义。这一点谁都理解，所以也许就不存在什么城市的定义了。城市是复杂的。我每天从城市的各个角落回百子街，在百子街与青海路交接的医药商店橱窗里总能看见一只带有微刺的高级避孕套。有时候想想城市真是复杂的，你不能说城市是一只高级避孕套。你喜欢城市就不能随便糟蹋城市。但我看见有的人在糟蹋城市，就在医药商店门口，四个穿牛仔裤的小伙子在吹那种避孕套，他们把它吹成了一只大气球，狂笑了半天。他们把气球塞给一个背书包的小男孩，小男孩不要，他们在后面追，我看见那只避孕套气球在一只焦黄多毛的手上轰然爆炸，炸成碎片掉在街道上。他们在糟蹋城市。我如果是他们的爸爸就扒下他们的裤子，朝每人屁股打５０巴掌！可是我什么都做不了，面对人类的堕落我无能为力。我已经习惯于在街头漫游，在街头漫游是调查城市的主要途径。我这样把手插在冰凉的大衣口袋里，沿街摇晃，从商店玻璃反光中我看见自己变成了这个城市的人，我的严峻的面孔我的轻缓的步态已经全无家乡小镇的特征，我把这种变异的结果叫做城市化。城市化意味着我逃出家庭的成功。从此那个小镇离我远去，那个倒霉的小镇最多像一条掌纹留在我手心上，我只要把手插在大衣口袋里，只要不去回忆，父亲母亲大哥二姐统统见鬼去吧。
我路过堂子巷的时候，看见区政府门口拥了好多人。水泥门楼上拉着一条横幅：市人才交流中心市场。我挤进人群时一个围着大口罩戴着鸭舌帽的男人从后面把我胳膊拽住，“别插队，排好队登记。”我说，“登记什么？我不要登记。”那人甩开我胳膊说，“真没教养，小流氓也到这里来登记。”我说，“谁是小流氓？我看你才像个老特务，你不是特务干嘛又戴口罩又戴鸭舌帽的？”特务对我翻了个白眼，没再理我。我就跟在他身后，随着队伍往一张长条桌前挪。长条桌前坐着一排国家干部模样的人，他们微笑着把一张表格发给排队者，轻声细语地和他们交谈。我觉得他们就像天使一样纯洁可爱。环顾四周，人才们有老有少有男有女，他们脸上有一种相通的郁郁寡欢的气色，我就知道那是生活不如意的人们，各有各的不幸。但我觉得那个老特务肯定是冒充的人才，我盲目地排到了长条桌前，听见老特务对国家干部说，“这社会总算变了。”总算变了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又听见他说，“这是我的学术著作，出版了２１年了。可是我还在家禽公司当出纳员。”我侧过身子瞟了眼老特务的学术著作。真的是一本学术著作。书已经发黄，封面上印着《激光在化工机械生产中的应用技术》。老特务的手按在上面，手指苍白失血，仿佛一排切碎的萝卜条。我内心对老特务油然升起一种敬意。我相信了他是个激光人才。轮到我了，一个女干部把表格递给我说，“请填写。”我不知道该不该接那张表格，我说，“填好了会怎么样呢？”她说，“交流呀，到发挥你专长的地方为四化多做贡献呀。”她慈爱地看着我，说，“你有文凭吗？”我想了想说，“有一点。”她笑起来，“什么叫有一点？有就是有，别谦虚。知识分子是党的栋梁呀。”她又问，“你学什么专业？”我就怕别人问我学什么专业。我迟疑了一下告诉她，“城市学。”“城市学？”女干部考虑了一下说，“目前还不需要城市学人才。”我说，“我知道不需要。”女干部拍拍我的肩说，“别急，你会人工培育蘑菇吗？”“不会。”“你学过微波载送吗？”“没有。没学过。”“那么你懂西班牙语吗？你会设计时装吗？你懂康奈斯电脑操作程序吗？”“我都不会。”我说。女干部开始用怜悯的眼光看着我说，“那你只能呆在原单位了。你在哪里工作？”我说了声不知道就溜出了人才队伍。我也不知道怎么闯到了这里来。我根本不想交流到哪儿去，我的专业就是他妈的逛遍城市。我不是什么蘑菇微波康奈斯人才，也不需要别人对我问这问那的就像我母亲临睡前干的一样。离开区政府时我看见那个搞激光的老特务还站在台阶上，他的露在大口罩外面的眼睛红红的，我听见他还在口罩里含糊地念叨，“这社会总算变了。”那是一个怪人，我就不知道这社会到底在哪儿变了。
好像就是那天，在堂子街的公共厕所里我遇到了另外一个怪人。那是个矮个子男人，他站在小便池的一端看着我走进去。他的眼神很怪。我小便的时候听见他轻轻叹了口气，紧接着他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动作。他抖动着男人的玩意从小便池那端往我这儿移，眼睛斜睨着我。我瞠目结舌，退下了台阶。我说，“你要干什么？”他又叹了一口气，看看我没说话。他把脑袋顶在墙上撒尿，却撒不出来。我想他可能是病了。我走出厕所没几步，发现矮个男人又追了出来，他用一根手指往我腰上捅，说，“去看电影吧，”我说，“看什么电影？”他说，“随便。看电影。”我说，“我为什么要去看电影？跟你去？”这时我听见他叹了第三口气。我断定他是个精神病患者。我加快步子离开了臭烘烘的厕所，猛回头看见精神病患者又钻进了厕所。我觉得碰上这种事情真让人好笑。你一辈子也不容易碰上一件这种奇怪的事情。
和平旅社旅客二
你见过一个养蜂人吗？
我走南闯北什么样的人都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