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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型”新车的销路，后者则导致布里奇等人决定扼杀“马克二型”汽车的生产，因为按照布里奇的观点：一个正在谋求股票上市取得成功的公司不应该有一条销售出现问题的生产线。于是亨利二世也参与了对“马克二型”车的扼杀阴谋，比尔的雄心壮志从此作烟云散，像自己的二哥一样，比尔也开始借酒浇愁，并且把精力重新放在了运动上。只是比尔的运气再也没有以前好了，1955年11月和1956年春，比尔两次在运动中折断了腿，从此退出了福特公司竞争激烈的舞台。1957年，比尔的妻子玛莎生下了小威廉·克莱，给逆境中的父亲带来了莫大的安慰。1959年，比尔买下了一块地产，后来，他又买下了底特律最有名的“雄师”橄榄球队，然后把球队迁到了庞蒂亚克。从此醉心于球队的管理事务。
继1949型福特车推出并获得巨大的成功后，新生的福特汽车公司成了新闻娱乐界关注的焦点：刚过而立之年的总裁亨利二世，老谋深算的管理专家布里奇，精打细算的财务总管克鲁索以及充满活力、咄咄逼人的以桑顿为首的管理小组（大家习惯地称这个小组的成员为“神童们”），这些新老交替、性格迥异的天才们组成了福特公司的管理集团，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后终于达到了相互间的默契。新型福特车的成功并没有使老布里奇陶醉，在他的提议下，福特公司又在对1949车型进行改进的基础上推出了1950型福特车，在美国汽车市场上与通用的雪佛莱和克莱斯勒公司展开了新一轮的较量。1950年，由于这种福特新车型的出现，福特公司这一年的汽车总销量超过了150万辆，把克莱斯勒公司甩到了后边，离通用公司的距离也越来越近了。
“布里奇是一个从不满足的家伙，他肯定又在搞新名堂了。”通用汽车公司的老板查尔斯·威尔逊看着自己面前的1950年度美国汽车市场销售情况报告不无担心地说，他非常了解自己当年的战友，现在已成为竞争对手的布里奇。
威尔逊的感觉是对的，亨利二世和布里奇玩了一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把戏，其实正在忙于设计和生产1952型福特车。朝鲜战争爆发后，通用公司、福特公司等美国企业又一次转人了战争轨道，开始大量生产各类军工产品。由于光顾了大发战争财，一贯以积极创新闻名于产业界的通用公司竟然没有去开发新的民用车型。而福特公司则是“两条腿走路”，新车于1951年在公众面前露面，1952年大批量投入市场，并占据了美国汽车市场的18％，这一年通用公司的市场份额为20％。与此同时，亨利二世还亲自写信给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表明自己的反共立场是多么坚决，“爱国之心”是多么赤诚，当然更忘不了为福特汽车公司争取更多的战争订货。从此，亨利二世加强了公司和美国政府之间的联系，他本人也成了总统的密友。
“我应该让世界知道我，我也应该更多地了解世界。”亨利二世曾经这样说。当年他的祖父老亨利·福特为了能亲自掌握政权，曾经参加竞选参议员，后来，美国总统威尔逊曾经鼓动他准备竞选美国总统，凭借老福特在大众当中的良好形象，当时他距离美国总统的宝座可谓是一步之遥。现在的亨利二世虽有涉足政界的野心，可是这个识时务的年轻人也知道自己的总统梦恐怕是做不成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加强了和政界的联系。后来在总统竞选期间，他全力以赴地支持艾森豪威尔连任，并且获得了成功。作为回报，1953年，正当亨利二世忙于准备筹划福特汽车公司成立50周年庆典时，他接到艾森豪威尔总统亲自打来的电话，任命这个美国“最年轻有为的企业家”和共和党最坚定的支持者为美利坚合众国驻联合国的副代表。在剑拔夸张的联合国会议上，亨利二世作为国家的代表和一名资本家与当时苏联的代表发生了几次交锋，从而在国际舞台上也开始引人注目，这种辩才应该归功于这些年来他为了塑造自己企业领袖的形象而做出的巨大努力。因为熟悉亨利二世的人都知道，原来他讲话稍稍有一点口吃。可是每天早晨，他都打开窗户，一边呼吸新鲜空气，一边大声朗读他的发言稿，这样持之以恒，很快就改掉了口吃的毛病。
“如果我们极力支持的候选人竞选总统失败怎么办？”艾森豪威尔的竞选成功后，亨利二世却在琢磨这个问题。一向沉默寡言的本森向兄长提出了一个建议：作为一名企业界的巨头，最好不要有太明显的政治倾向。当大选来临时，谁的呼声高，当选的可能性大就支持谁。
“那么如果两名竞选人旗鼓相当时怎么办？”
本森瞪大眼睛看着自己一向很崇拜的哥哥：“那么你我各自支持一个不就行了，反正无论谁当选都对我们家族和公司有利。”“如果将来美国再有第三个政党出现，那么比尔当然也有支持的对象了！”福特兄弟哈哈大笑。
就这样，虽然亨利二世参加了共和党，可是后来当民主党人肯尼迪登上总统宝座时，福特家族又开始支持肯尼迪，肯尼迪鉴于福特家族和白宫的良好关系以及考虑到福特公司的巨大影响，特地任命福特汽车公司当时的总经理、“神童小组”成员之一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为美国国防部长，此时正值美国卷人越南战争，福特公司利用自己在政府内的巨大影响又开始发战争财。肯尼迪遇刺身亡后，亨利二世非常伤心，因为他“好不容易才建立了与年轻总统之间的亲密关系”，不过副总统约翰逊就任总统后，为了表明自己对民主党的支持，亨利二世干脆宣布脱离共和党加入民主党。总统当然是知恩必报，邀请亨利二世担任了“全国工商界联盟”主席的职位，使得亨利二世名正言顺地成为美国企业界的领袖。
在1968年的美国大选中，共和党人尼克松和民主党人汉弗莱针锋相对，难分胜负。按照以前那个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计划，身为民主党人的亨利二世没有再“变节”，而是继续以一个民主党人的身份坚决支持汉弗菜，支持尼克松的任务交给了弟弟本森，最后的结果是尼克松获胜。就在尼克松即将走马上任前，亨利二世和本森等人赶到华盛顿，为庆祝新总统上任举行了盛大的酒会，向新总统表明了效忠之意。尼克松当然也是个老谋深算的政客，于是盛情邀请亨利二世担任“全国自愿行动中心”的负责人和“总统劳资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后来的美国总统福特虽然和福特家族没有任何近远亲关系，可是和福特汽车公司上层人物的联系也非常密切。
亨利二世对美国政界施加影响的另一个得力工具是福特基金会。早在1936年，为了扩大福特家族的影响和活动范围，老福特建立了福特基金会，1942年时，这个组织的资产为3000万美元，比当时最有名的洛克菲勒基金会要小得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福特基金会获得了巨大发展，特别是福特公司决定把自己的股票公开上市后，大量的A股都掌握在了基金会的手中。根据美国《纽约时报》公布的统计结果，到1973年，福特基金会的资产总额已经达到32．8亿美元，成为美国最大的基金会，亨利二世和本森一起担任基金会的理事。福特基金会对美国政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基金会主席麦乔治·邦迪曾在1961－1965年间出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与当时的民主党政府一起策划了入侵古巴、干涉多米尼加内政乃至侵略越南等活动。基金会的财务主管泰维·贝尔则在肯尼迪政府中管理政府预算，后来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和联邦政府预算局局长克密特·戈登等人都是福特基金会的成员。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从60年代起，在历届美国总统的授意下，福特基金会成为研究中国事务的最积极的赞助者。据统计，仅在60年代，福特基金会对设在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的投资就达3000万美元，还有4000万美元投在了美国高等院校中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如哈佛大学、华盛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为美国政府出谋划策，并培养出了一大批所谓的“中国通”。
“请问福特先生，您把过多的精力投入政界是否是因为您在福特公司地位的削弱呢？”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名伶牙俐齿的记者突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亨利二世笑着看了看坐在自己身边的布里奇和克鲁索，然后对记者说：“我并不认为如此，我们几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