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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先生的所作所为是一种极其动人的慷慨行为！”
“亨利·福特是神明的贵族，我们愿上帝保佑他！”
对亨利的举措，全国的各大新闻报刊褒贬不一。像《华尔街日报》等许多有影响的大报带头讨伐福特，甚至认为他的这一行为不仅违反了“道德规范”，而且是“犯了经济罪”。记者们也把高地的福特工厂围得水泄不通，希望能得到进一步的消息。反应最强烈的，莫过于以美国的汽车制造商为首的资本家们。他们一致认为：亨利·福特是阶级的叛徒，他这么做是想毁掉美国的汽车工业。那些依靠低工资来剥削工人的矿主面对越来越少且正在因为工资过低而罢工的工人更是暴跳如雷，就连没有受到波及的大银行家、金融家们也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举办各种活动，通过各种渠道攻击福特。一个密歇根州的木材商赤裸裸地说：“五美元工作日的做法会永远破坏‘下等阶级’的驯服和满足，会给某些人带来较高的生活水平。”他厚颜无耻地说：“如果一个男人娶了一个每周要两件以上花布衣服的女人，那么这个女人一定是一个不正派的女人！”他的话激起了在场大亨们的一片掌声。“让我们瞧着吧，五美元工作日很快会使福特公司破产！”
然而，大亨们的预言破灭了，他们只看到五美元工作日给公司造成的负担，却根本没有看到它给公司带来的高效率，特别是“福特制”带来的飞跃。亨利·福特和库兹恩斯首先是一个商人，然后才是一个慈善家。1914—1916年，福特公司的税后纯利分别为3000万、2400万和6000万美元。仅以1914年为例，按照福特宣布的“利润共享原则”，这一年工人应当得到总共1120万美元的工资，而福特只支付了不到1000万美元。
高工资产生的效益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来自全国各地（应该说是世界各地，因为据1914年11月福特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仅有29％的福特工人出生在美国，其他71％的工人来自22个不同的国家）成千上万的劳动者中最优秀的分子被吸收进厂；其次，这些进厂的工人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要么无条件地服从，拼命跟上传送带的转动速度以挣到诱人的五美元工资，要么被淘汰，由云集在厂门口跃跃欲试的其他人来代替自己；再次，诱人的五美元并不是为每一位福特工人准备的，例如公司规定，新工人只有在干满6个月的试工期合格后，才能得到五美元的工资，而那些女工、22岁以下的未婚男工、不赡养家眷独立生活的已婚男工、涉及离婚诉讼的男工以及其他“生活方式有问题”的工人都拿不到5美元。根据公司1916年的统计，当年中有1．4万名工人（即全体工人的1／3）的日工资达不到5美元。而从1914—1919年的5年中，总共约有5－10％的工人没能得到他们向往的5美元工资。难怪亨利·福特得意地说：“五美元工作日是降低生产成本的最好方法。”
尽管劳动强度极大，可是工人们还是愿意到福特的工厂工作，劳动力的变更率降低了90％，每天无故旷工的工人比重从原先的10％下降到3‰。根据当时一些学者的分析，按照“福特制”实行后的生产和工作效率，亨利·福特当时甚至能为每个福特工人支付每个工作日20美元的工资，那么其他的钱哪里去了，大家都很明白。
“挣五美元的工资，就要有五美元工资的纪律。”这是福特的口头禅。用高工资作为诱饵，亨利·福特开始在自己的工厂中建立起了一个封建色彩浓厚的专制王国。就在新的工资制度实施的当月，就有900名希腊籍和俄罗斯籍的福特工人被解雇，原因是他们“擅离工作岗位”去庆祝属于自己的节日。
下面就让我们看看福特公司录用一名工人的经过。高地工厂的门口经常有一些求职排队者等待录用，从数十人到两三百人。求职者就像一个“人种展览会”，他们来自许多不同的国家、民族和种族。负责维持秩序的人每次叫进10人，在接待室里发给每人一张纸片，几个女职员教这些人在纸片上填好自己的姓名、住所，然后来到另一间接待室中。这里有两名雇佣科的男事务员，对求职者进行提问。问题非常简单，如：“你以前在这家工厂干过吗？你对于工作有别的希望吗？你对我们一小时0．75美元的工资满意吗？”如果被问的工人完全不懂英语，就先不录用，但是因不懂英语而没被录用的求职者只要愿意，就可以被送到工厂所设的英语学校去学习。通过了提问这一关的人接下来就要接受体检，体检是令人难堪的。每个工人都要脱得一丝不挂，然后听任摆布，依次检查眼睛等身体内外各个器官，合格者将被送人下一个接待室。这一间接待室是负责登记询问，求职者必须回答诸如姓名、住所、国籍、出生年月、到美国的时间、有无妻子儿女、学历和技能等问题，并将问题和答案由打字员记录下来，由公司存档。这一关通过后，会发给每个合格的求职者一块福特汽车公司的厂牌，录取工作就结束了。
“在体检时，我们像牲口一样地被摆布，现在想起来，这简直是对工人人格的污辱。”一名曾经当过福特工人的劳动者后来回忆说。
为了宣传福特的“节俭”等“优良品德”和对工人进行调查监视，福特汽车公司成立了专门的“福特社会学部”，任务是将福特工人雇员们的个人生活也“标准化”。起初，这个部门有30名调查员，专门负责去工人家调查，回来后向公司汇报哪些人合格，哪些人不合格，哪些人进厂时撒了谎，等等。到了1919年，这个部门已经膨胀150人，先后由福特称为“天才的人事干部”的约翰·李和福特家族的密友、爱德塞的老师、底特律圣公会的教长塞谬尔·马奎斯负责。
如果说从一开始，这个部门还有点像现代社会中的户访员，善意地把福特倡导的小康清教徒式的清规戒律和“道德良知”灌输给工人及其家庭的话，那么到了后来则变成了飞扬跋扈、专门监视和控制工人的专制工具。其工作人员也成了搜集工人的传闻、流言的专家。工人的妻子儿女经常为了要证明丈夫或父亲的清白而被招到工厂来作证，一时间，工厂流言四散、人心惶惶、工人和雇员之间充满了猜疑和不信任。加上极高的劳动强度和单调乏味的工作，使得许多工人都不得不离开了福特工厂而另谋出路。留下来的工人每天都在福特的生产流水线上奔命。一名工人回忆说：“我天天都在跟时间赛跑，要跟上生产进度表的唯一方法就是在8小时内不喘气地工作。没有午休时间，没有盥洗时间，也没有磨刀具的时间。”
1914年1月，一名工人的妻子写信给亨利·福特说：“上帝呀，我丈夫下班后回家连饭都顾不上吃就瘫倒在床上……福特先生，别再这样下去了，一天五美元的工资虽然诱人，可我们实在挣不起呀！你的传送带比奴隶主的皮鞭还厉害！！”
“福特先生，您的五美元工作日制度确实是人道主义的典范！”一天，福特的好友、博物学家约翰·巴勒斯看了报纸上大肆宣扬的福特公司的新制度后来到工厂，当面赞扬福特的“义举”。而福特在众人面前只是微笑不语。后来，他在私下里悄悄对巴勒斯说：“对我来说，这只不过是一笔好生意罢了，因为凭借这种制度我得到了工人中的精华。”1915年1月，福特来到联邦工业关系委员会，回答关于五美元工作制和公司的福利等方面的质询，他露骨地说：“没有补偿的事情，我一分钱也不掏。”可见，连福特本人都知道他的新工作制对工人和对福特公司意味着什么。
尽管在福特的身上资本家的色彩比慈善家浓厚，尽管工人在高强度的劳动中受到残酷的剥削，但是应该承认，福特的五美元工资确实给工人带来了实惠。据统计，1914年初用于福特工人家庭生活的费用为325万美元，两年后这一数字增加到2000多万美元。当地贫困户的比例从20％降到了2％，工人在银行的人均存款额从196美元增加到750美元。正如曾在福特汽车公司工作过的一些工人后来在回忆中所说得那样：在得到了高工资后，在福特的工人们身上发生了许多明显而有趣的变化。那些每天负责把午饭送到厂里的工人的妻子们最开始是用一块布包着头，后来戴起帽子，慢慢地，衣服也跟着漂亮起来了。而那些工人们的装束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用手巾围在脖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