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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国军从上海撤退了，从南京撤退了，鸣斋先生便认为上海又太平了。但是有一点使他顶痛心的，便是他从前贪图利息厚，把所有现款都买了公债，后来又忙于逃难，没有把公债卖出去，现在却是国家打败仗了，公债也就变得不值钱了。他这一气非同小可，不识相的宋文卿还要对他说：“老板，我早就想到这一着的，心里很想告诉你，只为你这一向来避难到乡下去了，没有碰面谈话机会。唉，真可惜呀，真可惜的。”他听着这种话更像火浇油似的怒起来了，心想我避难到乡下，又不是逃到外国去了，你既想要对我说，难道不可以来找我的吗？不料跟我这多少年的宋文卿也会如此不忠心的！你一家子都靠我给你事做，你才能养活他们，你儿子的生意是我荐，虽然我不肯做保，但我从来不肯做保的呀，也不是对你不起的事，如今你的儿子赚到些钱了，因此我把钱庄关掉你也不可惜。这次我避难到乡下虽说没有通知你，但那是紧急时候呀，连夫妻都如同林鸟似的，大难到时要各自飞哩，别说是朋友了。你既知道公债要吃亏，就该设法通知我一声，乡下又没有什么飞机炸弹……
鸣斋先生毕竟是一个不甘示弱的人，虽然后悔自己不该不把公债卖了，但嘴里却冷等一声说：“啊，文卿，不是我又要说你，你们到底眼光短一些。你以为偌大的中国从此就会完结了吗？不，不会的！有人替司令算过命，他是已日日生的，是土命，今年恰逢丁丑流年，于他不大利，但不到几时就好转了，那时候，哼哼，他老人家便岁寒知松柏，动荡识忠臣，怕不把这些投机分子，发国难财的一个一个都嚷嚷砍下头来？即使不杀头呀，给他们一个全尸，枪毙总是免不掉的了。人枪毙以后，财产还要充公，只有像我们这样不舍得把公债抛出去的，那才是真正的爱国分子，公债还本加利不算，说不定还要送爱国匾额哩。”宋文卿听他说得振振有辞，心想他老板素来是个精明过人的，这次藏着公债不卖，其中一定有奥妙道理，因此他也后悔自己不稍留下一些，唉，即使是一些吧，总也还可以聊表爱国寸心，如今却是后悔不及的了，于是他便怏怏不乐回家。
鸣斋先生瞧着他忧愁样子，心里虽也痛快了一阵，但却抵不过公债不值钱的悲哀，他想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考虑数目的结果，便决定全家搬到上海住去。
在上海我们起初住的是统三楼，鸣斋先生有气喘病，楼梯跑上跑不怪吃力的，不久便搬了家。后来又因二房东太凶，楼梯头的一只电灯拍达柏达开关不停，承德与我受不过气，同她争吵了一场，于是我们又搬家了。这样接连迁移了几次，战事更加不利，日本人索性进了租界，鸣斋先生也就灰心起来，知道这爱国匾额是一对恐怕领不到的了，他就决心在上海长住，自己顶了一幢弄堂房子。等我们把这个简单的家布置定了以后，这才想到钱已不够，承德是在中学里教书，收入只够他自己零用，鸣斋先生想要再做生意，但他把过去的光阴大都花在寻房屋及家中一切琐碎上，竟不知道市面情形已大不同了。换句话说便是他的这些钱，现在已经少得可怜，要想当资本运用是不可能的了。“家有千金，不如日进纷纷！”他叹口气说。一个人必须迎合潮流，天天奋斗求生下去，他当初以为自己的财力可以坐吃一二十年，不料法币日贬值，现在党是连数年都难以维持的了。同时宋文卿的儿子辈，在上海却大得意起来，他无颜去拉他们之类来投资，自己单独出资本又不够，所以虽然天天说要做生意，生意毕竟也做不起来。
人家见他坐食不计划什么，总以为他是存底丰厚，所以落得坐享其福做寓公了，他无法声明这点，也不息声明，只好含着眼泪听人家恭维。有时候他也试着用开玩笑的口吻对人诉苦说是维持不下去了，要想做些小生意，人家总是露出无论如何不相信的样子答：“你老板还要说什么笑话？你是金的银的一大堆，用也用不完的，那里会想到在这种地方做苦生意。唉，像我们这种度一天是一天的人叫做没法呀，日本人管得凶，带些货色出来动不动就是皮鞭抽，脚踢！假使我们有休老人家这样一半身价，也就坐在家里吃口现成饭了，谁又高兴去受那般鬼子的气？小老板现在那里发财呢？”
鸣斋先生不愿意回答人家说是承德在教书。现在教书是最落伍的职业，他觉得羞耻。想想一个剃头司务要赚多少钱一月？而他们堂堂大学毕业生却落得如此！他天天恨儿子不长进，谚云：“过海是神仙”，谁又叫你们不能过海的呢？还有我这么一个读过书的媳妇，也还只能在家里吃回现成饭，不及人家当女招待的反有小帐之类收入，每天可以带着大棒现钞进门来……
他的气喘病更厉害了，但赌气不肯吃药，说是不如让他死掉了干净。承德的态度也改变了，天天往外跑，像在活动什么似的，我又第三次怀孕，虽然不知是男是女，家庭里面整天阴森森的，住着实在怕人。
“总是上海人心太坏，所以这才乱许多年的。明年是癸未，后年是甲申，到了甲申年，无论如何会…唉，我的公债……一定会涨起来，就可惜我也许用不着了。”他在病中哼哼卿卿说： “小眉现在又有了喜， 这次一定是男的，古人传下来说是‘祖前孙’，我平生积德不少，我的孙子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唉，可惜我不能眼看着他长大……”
他就是这么的游着许多希望死了。
十一、所谓良人
十一、所谓良人
后来我果然养了一个儿子，而中国抗战终于也胜利了，鸣斋先生地下有知，又该在鬼伴跟前翘起一只大拇指说：“怎么样？我早知道会……的吧？”
我的丈夫—；—；承德—；—；也有这个习惯，便是欢喜夸说自己本领大。而且他又与他老子不同，他老子所说的话多少总还有些根据，而他却是瞎吹牛，有时简直像在编造一个美丽的故事，因此我常称他为“诗人”，而对于他所说的话认为是“空中楼阁”。
其实他也有他的苦衷。住在鸣斋先生这种家庭里，骨肉之爱是很难得适当表现的。他老子当初过分溺爱他，为的是对他抱着过分的希望，仿佛他在大学毕业后马上就可以做到部长次长似的。后来不幸战争发生了，他老子既不肯让他以“万金之躯”去冒险，而欲富贵从天而降，安可得乎？于是鸣斋先生渐渐失望了，起初总还希望过了冬至交大运之类，后来看看时也不来，运也不至的，而他的积蓄却渐渐将化为乌有了，心里一急，便恨起儿子来，常把难堪的话去絮股他。承德是一向舒服惯，被家人奉承惯的，那里禁得起这种挫折？因此他便天天往外跑，鸣斋先生想骂而没有对象，只得把气移到太太身上来，说是这种目不识丁的笨女人那里会养出像样的儿子来呢？
承德半夜三更从外面跑回家，他老子还不曾睡哩，听见他进来的声音，便在洗脸间里咳嗽两声，希望儿子会出去招呼他。但是承德却不，他怕见老子的面，一进房门便赶紧脱衣睡了。有时候我问起他在外面活动情形怎样，他总是高高兴兴的答道：“快成功了，你瞧着吧。”我又问他究竟在活动些什么事情呢？他院了一下眼睛说：“这个可不能预先告诉你，总之，你们只要都准备享福好了。”
有时候他也露出些口气来，有个宪兵队里的班长常约他吃饭，“她也许有机密的工作委托我哩。”承德得意洋洋地说。
我心里偷起来了，他，他莫非在准备做汉奸吧？放着好好的书不教，却去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将来的出路不怕要发生问题吗？我终于爆儒者把这个猜想对公公说了，不料他却非常高兴，说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只要承德自己活落，换个名字，把事情做得缤密一些便了。至于重庆政府回来，好在还有我手里的一批公债哩，我们是一门忠良，怕些什么？”说毕，他又乐观起来，对承德也忽然客气起来了，给他一些钱花，说是在外应酬是俭省不得的，对宪兵队的班长等人要多送礼，钞票原是一切事情的开路先锋呀。
承德见他老子夸奖他，愈加得意起来。他常形容宪兵队里各种刑罚之可怕，仿佛这个执刑的人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