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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事，那就更恼火。
李宁：你以杂文成名，现在却潜心于历史研究，对一个长年从事杂文写作的人来说，这代表什么转变或意义？
柏杨：我一直很喜欢历史，因为历史本身就是最好的故事，而中国历史更是世界所有历史书籍中最丰富的，没有一个国家的历史可以像中国追溯到四千年之前，甚至连那一年、那一月、那一天，包括早上还是晚上发生的事，都可以留下详细的记载。
印度根本就没有历史，罗马帝国也没有中国这种编年体的详尽记载。但中国人有这么丰富的东西，自己却看不懂，这是多么大的遗憾！
我翻译《资治通监》以后，收到各种各样的投书，但我每收到高初中学生的来信，听到他们说如果你不翻译《资治通监》，他们可能一辈子都看不懂时，心里真是异常感动。如果中国人连自己的历史都不懂，那该是多大的悲剧，我在想，这个工作现在不做，再经过几十年，中国人读古文的越来越少，工作将更困难。我觉得我是在历史书上传播种子，中国革命所以一直革不好，问题就出在我们没有崇高的人权及民主的最高指导原则。所以，我一直期望中国文化中的病毒，能被大家彻底认识，彻底铲除，而这思想越早在心里播种，认同这种想法的人愈多时，这一股力量酝酿成熟以后，中国才有希望。
杂文虽然有杂文的价值，但杂文往往只是对变态现象的一种抨击，翻译《资治通监》，不只是对当时现象，还兼及导致这种现象的病根。
李宁：一个月十四万字的交稿量，是很庞大的负荷，在长期工作过程中，你最渴望外界什么支援？
柏杨：翻译《资治通监》后，很多读者、学人专家，给我的夸奖，使我感动鼓舞。但我更需要的是鞭策，有人自称是「吹毛求疵」，但我渴盼吹毛求疵，这样才能使译本完整，我盼望挑剔，挑剔对我有益，对《资治通监》更有益。
亵渎君主的柏杨·Alain Peyraube·梁其姿
⊙访问者Alain Peyraube先生·翻译者梁其姿小姐。
⊙文载一九八四年六月八日巴黎《世界日报》。
柏杨，本名郭衣洞，无疑的是台湾最具代表性作家之一。他于一九二○年生于河南省开封县，一九四九年离开中国大陆到台湾。在台湾，他很快便以尖锐的文学风格、幽默感和不饶人的讽刺笔调，闻名于文学界。一九六七年，柏杨翻译一系列「大力水手」漫画，其中有描述父子二人在孤岛上竞选总统的故事。
对蒋介石来说，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他正准备立他的儿子为继承人。柏杨虽不断为自己辩护，但仍不能避免被判入狱八年的命运。他一直被关在绿岛，一九七七年才获释放。
Alain：你在狱中的日子是怎样度过的？对你来说，最难受的事是什么？
柏杨：开始和结束时最难受。开始时，我以为这只是一场误会，他们可能做事太积极、抓错了人。很久之后，我才顿然领悟，这是上面要重重惩罚我的思想过于独立。当时，我非常害怕从此湮灭，尤其审问时所用的刑求十分可怕，他们不断拷打我、折磨我，迫使我供出我不曾犯过的罪。后来我的腿被打断了，他们送我入医院，在那里，我受到不错的待遇，因此，我又开始怀着希望。我对自己说：「既然他们要医治我，那就是说明他们要保留我的性命。」当我获悉我的判决时，即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在狱中，我很快便适应生活，习惯被隔离的感觉，和物质的缺乏，以及饥饿等等。
Alain：入狱后他们有没有继续审问你？你有没有被迫向狱吏表白你的「坏思想」，被迫经常作「自我批判」？
柏杨：没有。台湾的监狱和大陆的不一样。幸好在台湾，一旦刑期被宣判后，犯人便得到某种安宁。原则上，他们不会再折磨你。不过，我服刑期满后，却重新体验到恐怖。虽然我从狱中被释放出来，但他们却一直把我软禁在绿岛。在软禁期间，我一度完全放弃重获自由的希望，那时候的生活的确可怕，我甚至没有可谈话的对象，每天都在等待、焦虑中度过。最后，我还是走出来了，这得感谢美国卡特总统及他的人权政策。
Alain：短篇小说和讽刺性杂文，在你作品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你对这两种表现形式，是否有特别的偏好？
柏杨：没有。但读者较喜欢后种形式的作品。我想以我深感兴趣的主题而言──如嘲讽人性的愚蠢、自大和虚伪，杂文的形式可能较为适合。短篇小说以篇幅短小取胜，所以重要的意思要直截了当的写出来，不能赘述多余的细节或微妙的心理状况，这类描述可能把某个人物的复杂性格衬托得更完满，但最后却把重要的主题在次要角色的描述中淡化了。
Alain：最近你正在把一位十一世纪史学家司马光的作品《资治通监》译成现代中文，这是否代表你作家事业的转捩点？
柏杨：我至今仍不太清楚，可能是，可能我不会再写小说或杂文。自我入狱后，我对历史的兴趣增加了许多，我觉得历史着作并不是次要的文学类别，同时我觉得，在台湾，历史该担当非常重要的角色，年轻一代正面对着文化脱离的危险，他们应重新发现文化的重要性，及经典作品中的人文精神。当然，他们也应该知道古代中国统治阶层是如何的腐败。
古代作品中，有许多是很了不起的，但是，对大部份的人来说，文言文太困难了，他们看不懂，所以，我决定把司马光《资治通监》译成现代语文。这本史书上起公元前四○三年，下迄公元后九五九年。翻译也是一种创作，翻译司马光的作品，乐趣绝不下于我写自己的杂文。
Alain：你某些反西方主题，是否启发自这种「文化脱离」的现象？
柏杨：我绝对不是一个反西方主义者，我只是反对那些暴发户赶时髦的对美国的崇拜，这种人在台湾十分多。但并不等于说凡进入台湾的西方道德，及文化价值都应该被摒除。
台湾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从美国输入的，只是人家的「低级文化」。只要翻开报纸看看，现在台北戏院上映的美国片，尤其那些场场爆满的影片，便了解我的意思，这些都只是乙级电影，我们并不需要接受这种文化。
Alain：你认为台湾的人自由？抑大陆的人自由？
柏杨：当然是在台湾的人。最近我听到关于大陆的各种现象，都是令人沮丧的。如果我身在北京，一定还在狱中，可能我会在某些昙花一现的「自由化」运动中被释放，这类运动每十年、二十年便重复一遍。不过，很快的，我会重新被关进劳改营里去。因为到了我这把年纪，绝不折腰。
士大夫和中国人·吕嘉行
⊙访问者吕嘉行先生。
⊙文载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六日香港《百姓》杂志。
──爱荷华大学五月花大楼访柏杨一夕话
吕嘉行：请问，什么是知识份子？什么叫做知识份子的责任？柏杨：如果说有知识的人就是知识份子的话，以前的人因为必须读过书才能成为知识份子，所以知识份子是少数人。现在，知识普及，所谓「知识份子」，以及有些人常用的「读书人」这类名词，应该取消。当我们说「知识份子的责任」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改成「公民的责任」？
吕嘉行：你觉得「士大夫」算不算知识份子？
柏杨：我以为算，对士大夫而言，知识是一种工具，用这种工具敲开政府文官管道的大门。已经走进大门的这些官员，再加上还没走进大门的一些儒生、进士、秀才、举人等等，组成了传统的士大夫阶层，也就是现代所谓的知识份子。他们和皇权紧密结合，缔造了中国特有的「官场」，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
吕嘉行：「官场」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柏杨：日本明治维新所以成功，中国戊戌维新所以不成功，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日本没有吸收中国制造知识份子、士大夫，以及制造「官场」的科举制度。中国科举制度制造出来的知识份子、士大夫、官场，就好像是天空中无边无涯的庞大乌云层，使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