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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骄之气最大的坏处是自己跟自己打堵墙，把自己孤立在水桶里，喝得尊肚跟柏杨先生一样的奇胀，于是就再也灌不进别的东西啦，顶多灌下一些洋枪洋炮铁甲船。至于洋大人那些比洋枪洋炮铁甲船更厉害更基本的文化──教育，艺术，礼义，做人的道理，和处世的精神，不要说再也灌不下去，简直望一眼都会皮肤敏感。
我们也并不一定要效法美国，效法效法德国，效法效法日本，也是自救之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和日本复兴之快，真是可怕。中国同胞研究他们所以这么快爬起来，发现了很多原因，若马歇尔第四点计划焉，若韩战焉，若他们的工业基础焉，听起来有这么一个印象，好像他们复兴都是靠的运气和技巧。呜呼，大家似乎忘了一点，战败后的德国和日本，固然成了三等国家，可是他们的国民却一直是一等国民，拥有深而且厚的文化潜力。好像一个三头六臂的好汉，冬的一声被打晕在地，等悠悠苏醒，爬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仍是一条好汉。而我们这个三期肺痛的中国，一时站到世界舞台上，不可一世，可是被冷风一吹，当场就连打三个伟大的喷嚏，流出伟大的鼻涕，有人劝我们吃阿斯匹灵，我们就说他动摇国本，结果一个倒栽葱，两个人都架不起。
竞争是无情的
提起来效法别人，脸上有点挂不住，大丈夫固应该顶天立地，轰轰烈烈，让别的小子又羡又妒。问题是，这种场面，在汉唐之时，确实是有的，可是时背运停，洋大人纷纷崛起，打也打不过，骂也骂不赢，只好往事如烟矣。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学学他们那一套，而且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如果靠一口虚骄之气，像河西走廊那位老太婆一样，一股劲直往炕沿伸既丑又臭的小脚，以表示过去缠得好缠得妙，则只有走另外一条路矣，该另外一条路是一条抵抗力最小的路，直通死亡之谷。
虚骄之气使我们产生一种错觉，认为中国绝不会亡，理由是中华民族最富于同化力，证据是我们已亡过两次啦，一次亡给蒙古，一次亡给满洲，如果还不是来个鹞子翻身，把侵略者打得夹着尾巴逃乎？──满洲似乎还要惨，连尾巴都无处夹。这理论和证据可增加我们的自信，但并不能保证以后就不再亡，也不能保证一定不亡到底。有一点要注意的，再伟大的民族，当他没有灭亡以前，他是从没有灭亡过的，而该民族在绝种以前，也是从没有绝种过的。然而他竟灭亡啦，也竟绝种啦，是虚骄之气塞住了尊眼，迷糊了心窍，对内在外在的危机，有一种叶铭琛先生式的情意结，认为危机根本不是危机，于是乎危机兑了现，哭的是千万小民和后代子孙。当希腊祖先张牙舞爪，光着屁股，初到希腊时，克里特岛已有灿烂辉煌的文明，不但知道用铁，还有高度的艺术成就。然而，只不过二百年光景，克里特人在后起之秀的希腊人征服之下失了踪。五千年前，南美洲的印加帝国的宫殿，现在还在秘鲁荒山中发现，从那些宏丽的建筑上，可看出他们文化程度之高（当印加帝国登报招标盖那么好的房子时，中国人还是野蛮民族，在茹毛饮血哩），可是他们而今安在哉？
柏杨先生说这些，可不是专门泄气，而是我们要认清，竞争是无情的，天老爷并不会因为中国有五千年文化，而特别派六丁六丁，谒者功曹，像保护唐僧一样保护中国。趁着还站在世界上，应该赶紧锻练锻练，把尊肚里的脏水吐出来（吞点泻盐拉出来也行），多吃一点有养份的东西。现在我们哀悼那些在历史上被灭了亡绝了种的民族，不希望有一天别的后生也来哀悼我们，千言万语一句话：「勿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孙观汉先生特别吁请中国人尊重事实，盖自信必须建立在事实上，才算自信，否则就是晕晕忽忽的虚火上升。寒雾小妹妹，去年就表示她要读植物系，今年大专联考，果然考了个第一。呜呼，这才是自信，一个人如果连ＡＢＣＤ都没见过面，而到处扬言他要到剑桥大学堂教英国文学史，你说这自信怎么受得了耶。
虚火上升的结果是，永远不能接受新的观念和新的事物，永远在恍恍惚惚中过一天算一天。柏杨先生写杂文写到现在，就经常碰到两种恍惚节目，一种节目恍惚的是人，一种节目恍惚的是事。无论人也好，事也好，只要啦上碰，就一定可以听到从恍惚模子里浇出来的反应。好比说，一不小心，碰了王先生，立刻就有朋友问到鼻子上：「你跟王先生有仇呀？」答曰：「无仇。」问曰：「有怨乎？」答曰：「无怨。」于是大怒曰：「好个神经病，他跟你既无仇，又无怨，攻击他干啥？」而该王先生也跳脚曰：「这死老头，我跟他连面都没会过，他的啥长相我也不知道，他这么整我，是何居心？」好像必须有点仇有点恨，理由才能充足。可是，一旦我老人家据实招供，王先生上次在黑巷子里揍过我，这可有仇有恨，可以碰碰吧，想不到立刻就掉转身子来个回马枪，一脸正气曰：「老头，这你就不对啦，报纸是社会公器，你这种利用社会公器报私仇私恨的干法，实在下三滥。」呜呼，无仇无恨的不能评论，有仇有恨的也不能评论，只好嘴巴贴膏药矣。这是碰人，还有碰事，就更五彩缤纷，恍惚得厉害。柏杨先生前些时谈过公路局监理所，一位朋友身负使命，把我唤去，正色曰：「天下事多得很，啥不可谈，谈这干啥？」再前些时，柏杨先生谈中医治癌，另一位朋友也致训词曰：「天下事多得很，啥不可谈，谈这干啥？」更前些时，柏杨先生谈官场，也是一位朋友这么正色告诫的，曰：「天下事多得很，啥不可谈，谈这干啥？」再更前些时，柏杨先生谈三作牌，得到的是同样的曰，该曰也是正色的曰：「天下事多得很，啥不可谈，谈这干啥？」于是，谈保险业干啥？谈酱缸蛆干啥？谈公寓现代化干啥？谈狗厖先生干啥？谈女人干啥？每一个问题都被「干了啥」，则「天下事」虽多，也只等于没有一事。
我想这是一种恍惚精神，眼不见、心不烦，没有原则，只管利害，谁要提原则谁就是不开窍，不识相，呆木头兼阿木材──这些只不过表示表示轻蔑，还容易忍受。如果恶从心头起，毒向胆边生，说你「别有用心」，那就可以听到脚镣手铐的声音啦。在强大的恍忽精神笼罩之下，中国同胞就好像害了高级贫血症，双手发颤，脚软眼花。
孙观汉先生在〈菜园里的心痕〉中，提出一个大胆假设，曰：
「我更进一步的臆测，如果把美国刚生下的婴孩和中国刚生下的婴孩全部对换，二十年后在台北的黄发绿眼的青年们，可能和目前本地人一样的乱闯红灯，争先恐后，只顾自己，不顾他人。同样的，二十年后，在壁斯堡的黑发黄肤的青年们，也会跟本地人一样了解，世界上除了我之外，还有别人。同时知道，在社会的立场来看，这个『别人』的『人』，是和我这个『我』，同样的需要受到尊敬。」
孙观汉先生谦虚的承认这只是一个臆测，没有办法得到证明，我想这是人文科学最大的缺点──无法摆到桌面上。不过这也是天文学一样，虽不能把北斗七星摘下来教大家用手乱摸，但靠着指指点点，却是人人都认得出。所以如果真的把中美婴儿那么一换，恐怕是非发生孙先生臆测的结果不可。孙先生在〈菜园里的心痕〉中曾引用国立清华大学堂教习唐明道先生给他信上的一段话，该一段话曰：「为什么同一个人，在国内的时候，不愿吃苦，不守秩序。可是只要飞到了太平洋彼岸，马上就什么事都愿意做了，洗碗除草都行，交通秩序也都很懂啦。」
呜呼，橘子过了淮河就变成枳子，看情形枳子过了太平洋也容易变成橘子。这不是橘子枳子问题，而是累积的文化问题，所以柏杨先生最怕讲中国话讲得哇啦哇啦像自来水的洋大人，盖洋大人只要会讲中国话，他就深入中国人的生活，也就附带看穿了我们的这一套，要想他心里瞧得起，真是难上加难。
当孙先生〈菜园里的心痕〉在台北《自立晚报》上陆续发表的时候，该报总编辑罗祖光先生就挨过这么一记闷棍。他的一位最要好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