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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作家写稿，在打字机前，劈里朴啦，一会就是一篇。遇到阔朋友，还可以用嘴巴念出来，由女秘书在打字机上打出。或者用录音机录下来，到了晚上，自有兼差的家庭主妇，前来收取，第二天就送来原稿，略加修正，即可付印。孙观汉先生在美国写科学论文和为中国写〈菜园里的心痕〉，用的是两种迥然不同的工具，不知道有什么感想，千万说给中国同胞听听。呜呼，我们啥时候才能跳出违章建筑的束缚乎哉。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如果那两位给丈夫写信的太太，是生在拼音文字之国，就不会把两位小酱缸蛆难得废笔兴叹矣。
除了古人好，古事好，古书好，古名也好。「古名好」者，从「古书好」上演绎出来，也就是古时候的「名词」都好。因为它好，所以连睡觉都做着心向往之的迷糊梦。写起文章，更得心应手，动不动就往外冒。《笑林广记》上有这么一则故事，一位酱缸大学堂毕业生教习，楣星高照，贼先生隆重光顾，狗先生当然又号又叫，教习先生连忙叫他的馆童，他叫不像柏杨先生叫，柏杨先生叫起来准是：「哎呀，不得了呀，有贼啦。」他叫的则是：「小子盍兴乎，厖也吠！」小孩子当然不懂啥是「盍」，啥是「厖」，和啥是「吠」，于是教习先生就又叫啦，仍然满口古名词，曰：「其有穿窬之盗也欤？」小孩子更是恍然大糊涂，而贼先生已登堂入室，动手撬保险箱矣。教书匠先生急曰：「速兴！速兴！其有穿窬之盗也。」结果贼先生不但撬开了保险箱，把年终奖金拿走啦，临去秋波，还抬走了电视机。教习这一怒非同小可，老调又出了笼，又跳又骂曰：「我先说其有穿窬之盗也欤？欤者，疑词也，尚在有无之间。既而曰，其有穿窬之盗也，也，决词也，一定必有之词。汝因何不兴？汝因何不兴？」
这位教习露的这一手，有一句成语形容他，曰：「抛文。」抛文者，把古名词一件一件往外抛也。懂不懂在你，抛不抛在他。恶心不恶心在你，抛不抛也在他。事实上大多数同胞都是以被人往自己头上抛文为荣的，一瞧那家伙的胡子嘴里全是古名词，学问真大，道德真是高呀，就忍不住要立正。相辅相成的，一个人如果能随时随地抛出些古名词，脸上才觉光彩，这就跟西崽人物动不动就往外抛洋名词一样，三句话必须抛出一个洋字，活着才能窝心，死了才能入祖坟。呜呼，这两种现象虽然是花开两朵，各显一枝，但却是发自一个老根，这老根就是中国人对自己失去了灵性而只剩下来的躯壳，没有自信。好像一个小儿麻痹患者对自己走路没有自信一样，必须抓住一条麻绳，或被一条麻绳拴住脖子，才能战战兢兢往前爬一步算一步。这条麻绳在酱缸蛆眼眶里是「古名词」，在西崽眼眶里是「洋名词」。酱缸蛆对古殭尸迷恋，西崽是对洋大人迷恋。
上面介绍的那位狗厖先生，（厖，音「黄」──不晓得它是不是音「黄」？柏杨先生在昨天之前，从来没有碰过这个字。）不过是吃古屎的典型人物，这种人物真是满坑满谷，一拣一个。翻开任何一本古书，都会头晕眼花，不知生在何世。范仲淹先生就为这种狗厖事件，发过脾气。有个朋友拿一本大着请他指教，他看了两眼就放到桌子上，该朋友结巴曰：「老大人，请批评呀。」范仲淹先生曰：「我们现在是宋王朝，宋王朝分天下为二十三路，你阁下一开头就说『岭南』如何如何？岭南是唐王朝的行政区域，在宋王朝，那只是『广南东路』，你这么一写，后人看啦，还以为宋王朝也有一个『岭南路』哩。」
呜呼，真他妈的想不通，现代之人，写眼前之事，却猛抛古时候已僵已死的名词，无怪贼先生把他偷个净光。仅只贼先生偷之，还是小焉者。而把脑筋酱得不能动弹，事情才真严重。好比吧，宋王朝和明王朝中叶之后，根本没有「宰相」这玩艺，可是翻开古书瞧瞧，宰相硬是多如牛毛，赵普先生是「相」，寇准先生是「相」，连范仲淹先生，也被塞到「相」眼里。吾友苏东坡先生的轶事最多，在那么多轶事中，可以常看到一个字，曰「倅」，或说他阁下「倅杭州」，或说他阁下「为杭州倅」，「倅」是啥，柏杨先生一直到今天都弄不清。他不过在杭州当过「通判」，通判者，类似现在的秘书长、主任秘书之官，为啥不能照本实发，说他去杭州当通判，而必须「倅」他一「倅」乎哉？
走正路的朋友
从前之事，不必提啦，提起来能列出一张比公共汽车屁股放的黑烟还要长的表。只看看今天的报纸，就明白抛文的根性是如何之深矣。明明是行政院院长，报上却硬说他是「阁揆」，真不知道「阁」是啥「阁」？「揆」又是啥「揆」？是麒麟阁乎？抑凤凰阁乎？「揆」者，大概源出《书经》，首领之意，既无阁矣，这首领又从何而出哉？明明是各部部长和政务委员，报上却硬说他们是「阁员」，这阁员又不知道是哪里钻出来的？明明是监察委员，跟古时候的御史的来龙去脉一点也不一样，报上却硬说他们就是御史。明明是立法委员，跟洋大人的国会议员无论形式上和实质上都两码子事，报上却硬说他们是国会议员。这一切使我们不得不追随范仲淹先生之后，兴起百年之忧。把狗说成厖，不过仅只抛文，把行政院长说成「阁揆」，把立监委员说成御史和国会议员，则不仅仅是抛文而已，还有扰乱听闻的后果。若干年之后，如果考据癖朋友依然旺盛，抓住一个字两个字，说不定一口咬定那就是二十世纪中华民国的政治制度，届时纵然柏杨先生从坟墓里爬出来跟他们打架，恐怕都打不赢，盖他们有的是证据，而我老人家仅不过一张嘴。
──抛文不是缩写，称「行政院」为「内阁」是抛文，称「行政院」为「政院」则是缩写。称「监察委员」为「御史」是抛文，称监察委员为「监委」则是缩写。称「立法委员」为「国会议员」是抛文，称「立法委员」为「立委」则是缩写，缩写有其必要，抛文就成了狗厖之辈。
谈了几天对殭尸的迷恋，反应似乎颇为不佳。星期六晚上，我老人家在台北中华路四川茶馆吃茶，碰到一个「走正路」的朋友，依「走正路学」规定，他阁下本应目不邪视，以示坐怀不乱，以便升官的；可是既属四十年老交情，而我又欠屁股相迎，实在磨不开，就只好点点尊头，然后一脸严肃曰：「老头，你处处反传统，是何居心哉？」说这话的声音很大，大概是准备潜伏份子听见，回去替他美言几句的。我大恐曰：「啥长，我啥时候反传统啦，我只是反传统中那些害人不浅的观念。」他无言可答，乃厉声曰：「你真是个神经病。」我老人家人穷气大，当时就回他曰：「你真是个酱缸蛆。」说了这话，立刻就想开溜，怕他当场开揍，幸亏他阁下走正路走成了习惯，考虑有失身份，只怒目而视了一阵，悻悻而去。回家后一直忧郁寡欢，一则四十年交情为了一句酱缸蛆而废于一旦，二则我想起了一句话：「在今天中国社会上，只要是反对旧的，一般人总是说他有神经病。」看起来神经病要想跟酱缸蛆和平共存，真是很难也，呜呼。
窝里斗，这是中国人最大的，也是最可怖的祖传毛病。这毛病是怎么养成的，属于病理学，我们现在只研究研究现象，这现象就是洋大人对中华民族的评价：「一盘散沙。」中国人一听有人说我们是一盘散沙，就勃然大怒，可是勃然大怒的结果，仍是一盘散沙。其他毛病，用暴烈的手段可以收效，好像屁股上长了一个伟大的疮，既痛入骨髓，又脓血四溢，惹得性起，用小刀一挖，也就霍然而癒矣。抗战时在沦陷区，火车站买票也好，电影院买票也好，在街头等公共汽车电车也好，中国人都安安份份的排队。盖不排队不行，东洋大人一见有人乱插乱挤，立刻就大喝一声，举起东洋刀──举起东洋刀不是照头一刀，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