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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责无权焉，有权无责焉，有权利没有义务焉，有义务没有权利焉，是个体主义社会必然的现象，犹如害麻疹的娃儿脸上必然有红斑红点一样。所以当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毫无拘束的发展时，也就是在一对一的时候，有发展到给玉皇大帝盖瓦的可能。可是一旦要群体而上，就麻烦大啦，好像一群刺蝟上阵冲锋，一方面要跟敌人拚个「千万人头落地」，一方面还要你刺我一下，我刺你一下，还没有看见敌人哩，自己已鲜血淋漓，身受重伤。嗟夫，是刺蝟先生不知道合作之利乎？抑不知道团结之利乎？实在是被别人刺得受不了，而自己也刺得别人同样受不了。于是，再结实的阵线，只不过表面热闹。
袁晴晖先生月底曾给柏杨先生来过一信，本月初又连接到两信，虽然是信，却好像两篇论文，忍了半个月，仍忍不住，还是要抄出来，以供读者老爷拜读，不过要声明的，柏杨先生凡是恭录意见相近的私函，总要事前征求同意。有些不同意的，就秘密珍藏，或遵嘱烧之。有些同意的，或告以某句某段应删应改，则遵照删之改之；或告以全文可登，就全文不动。但袁先生这两封信，虽然在口袋中揣了这么久（我老人家没事时就掏出来看看，快看得稀烂啦），仍未征求他的同意，盖接了上次之信后，我就写信对他老人家谆谆告诫，他老人家回信曰：「阁下以为我不走正路，恐怕我功名富贵前途受影响，为我担心。其实用不着担心，我已早受影响啦。」既然袁先生不教为他担心──而且，袁先生是现任监察委员，说实在的，也没啥可担心的，倒是柏杨先生真需要担心也。
袁先生第一信曰：
「大作引用我们中国伟大发明家说：『我们自己不争气，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反而穷气乱生，怪老祖宗不对。』其实发明家这些有其道理，足以为我们的糟糕历史增光。我觉得，在历史上，先圣先贤不少，但不肖的祖宗似乎也太多，有如恒河沙数，与先圣先贤数目一比，简直不能比。糊涂混蛋的帝王，阴险残酷的权奸，卑鄙无耻的奴才，不胜其数，做出人间多少冤枉悲惨之事，做出多少罪恶耻辱之事。此古人之所以慨叹于君子道消，小人道长，谗人高张，贤士埋没，黄钟毁弃，瓦罐雷鸣也。」
──柏杨先生插嘴曰：岂止历史上的瓦罐雷鸣而已，举目四望，瓦罐朋友林立，雷鸣之声，更是震耳，大概于今虽烈，于古已然吧。
袁先生信上续曰：
「读历史，忠臣受害之惨；看小说，良民受祸之烈，不觉掩卷三叹。至于其他，如阉男子之阳，缠女子之足，不许出闺门等于终生监禁，令寡妇饿死守节，更惨无人道。童养媳，抱媳郎，买卖童仆，世世做家奴。广蓄姬妾，淫乱家庭，迷信鬼神，以扶乩卜卦决定军国大事和个人行动。凡此种种，真可谓不胜枚举。我们伟大的发明家，把我们这一辈人骂得很对，我们既有如此众多的不肖祖先，做成历史上如此众多的罪恶，对人类欠了这么众多的债务，自然要我们这些后生代先人来赎罪还债了。假如我们还不觉悟，来努力赎罪还债，国家民族前途，还有希望吗？」
窝里斗
袁晴晖先生伸手就揭底牌：「忠臣受害之惨」和「小民受祸之烈」，其心情沉重，可透穿纸背，不知道其他国家的忠臣──那些夷狄之邦的爱国志士，有没有像中国被杀得这么多，和杀得这么苦也。若卫鞅先生焉，最是倒楣，惨死之后，不但得不到一点同情，还要受到儒家的抨击，不敢归罪于专制制度，反而讥嘲他「作法自毙」。若李斯先生焉，全家被绑赴刑场。若韩信先生焉，没有他就没有汉王朝，结果灭了三族。若崔浩先生焉，被装到囚车里，放到十字街口，恁人朝他脸上身上撒尿，同样的也没有一个人同情，佛家朋友反而讥讽他受了乱拆寺院之报。若杨继盛先生焉，只不过写文章写得真诚恳切一点，被打得流脓几碗，死在监狱。若檀道济先生焉，一家大小，杀了个净光。若熊廷弼先生焉，若袁崇焕先生焉，游街示众之后，仍鸡犬不留。若岳飞先生焉，其结局人人皆知。若年羹尧先生焉，被罚到杭州看城门，侮辱了个够，仍逃不了男女老幼，跪到柴市口挨刀。若方孝孺先生焉，灭了十族。若铁铉先生焉，妻子女儿被发给教坊当妓女，人人得而嫖之。若公孙无忌先生焉，倒毙在蛮荒。若柳亚夫先生焉，活活在监狱里饿死。若屈原先生焉，活活在汩罗江淹死。若文种先生焉，为国家复兴，累得吐血，结果被逼自己抹了脖子。若王安石先生焉，被强大的酱蛆群，一口咬定他是人类中最大的奸慝。若张居正先生焉，即令死啦，也留下后患，合家被兵丁团团围住，饿死的饿死，放逐的放逐。
──这不过是临时想起来的一些人物罢啦，如真的请考据癖朋友出面，恐怕能考据出一部大辞典。嗟夫，张献忠先生有〈七杀诗〉，历史上当权家伙也有〈七杀诗〉，诗曰：「老子养人如养狗，你偏教俺不舒服，杀杀杀杀杀杀杀。」吾友李卓吾先生曰：「忠臣可为而不可为，清官可为而不可为。」不是他反对人当忠臣当清官，而是跟袁晴晖先生一样，对忠臣和清官的遭遇，以及对促成他们发生那种遭遇的因素，感到心如刀割。呜呼，历史推演到今天这种样子，岂英才全被杀光，或全被逼死的报应欤？
袁先生第二封信曰：
「读〈势利眼主义〉，这正是中华民族落后堕落的写照，不免又感慨万千，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幸灾乐祸，自私自利，自古已然，中国历史乃一部官场斗争史，故乱多治少。」
──我老人家又要插嘴啦，夫一部二十五史，不过一部官场斗争史，也就是一部官挤官史，和官斗官史。从头到尾，累牍连篇，不是你挤我，就是我挤你，不是你斗我，就是我斗你，除了动刀动枪，还动谗动谄。中国人最大的悲哀，在于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都得用到窝里斗上。孙观汉先生在〈关怀与爱心〉（《菜园怀台杂思》）的后记上曰：「在国外居住过，而又曾回国做过事的人，大家可能都同意，认为一个有才能的人，在国外做起事来，成就可能比在国内高，换句话说，同一件事，在国内做起来，需要有更高的人才。」
这段话十分委婉，但很显然的，孙先生已经指出问题的核心：在国内做事，受不完挤和斗，受不尽酱缸蛆的谗言和讪语。
袁晴晖先生续曰：
「中国文化最大的错误是走错了路，就是用高官厚禄、黄金美女，引诱人去读书，使人以阿谀奉承、升官发财，去图功名富贵。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就是最精彩的古训。以致产生了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无耻乡愿。像娄师德之唾面自干，冯道的五朝长乐老，是其显著者也。而魏阉忠贤，竟有十万人上书请为其立生祠配孔子，尤为历史丑剧，这都是文化走错了路的结果。我自幼年时代起，即受到长辈这种古训矣，这种古训铸成了一个虚荣势利，作伪不诚的陈年大酱缸。大家久受薰陶，久而不闻其臭，甚至反而自我陶醉。哀莫大于心死，在邪说流行的今天，更令人怵目惊心，不胜感慨也。」
──袁先生说中国文化最大的错误是走错了路，一针见血，（请瓦罐朋友钧鉴，这一针如受不了，不妨咬咬牙，千万别再雷鸣啦，如何？）韩愈先生在一千年前就指出这条错路，但这条错路却是知识份子能走的唯一的路，于是乎只有当官才是正途。凡是不能当官的事不干，凡是影响升官的话不说，要干也只干能帮助他当官的事，要说也只说能帮助他升官的话。主子虽换，原则不变。此冯道先生所以兴隆，而文天祥先生所以身陷囹圄，终于杀头也。（文天祥先生既不识时务于前，又不开窍于后，不走正路，反而把富贵功名，抛于一旦，真是可惜呀可惜。）
今天看了孙观汉先生的〈菜园里的心痕〉（《菜园怀台续思》），谈到经济部长李国鼎先生，李先生对这种走错了的路，称之为「旧观念」。
孙观汉先生认为「旧观念」和「酱缸」名异实同。柏杨先生想，它们似乎只一部份相同，旧观念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