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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禁不了
官儿查禁得越紧，补习也越恶性，用不准装电灯的妙法去培养近视眼，不过身体上受到伤害，还不算太严重。严重的是心灵品格上的伤害，使小小年纪，都了解到虚伪的价值，而进一步认为作伪是天经地义的，盖他们最敬爱的教习就教他作伪，而教育的宗旨也更在鼓励他作伪也。
君如不信的话，不妨去问问你所不认识的小学生，问他补习了没有？他准指天发誓说没有。曾有个尾大不掉的人物，遇到有人向他掏粪，他就不耐烦曰：「拿证据来。」拿证据来遂成了挡箭牌。以恶性补习为例，似乎是很难拿到证据。可怜的学生否认，可怜的教习否认，可怜的家长也否认，坐在公堂上的法官老爷如果有孩子在国民小学堂读书的话，恐怕连他自己也要否认。写到这里，我真担心台北中正国民小学堂向法院告我一状。一旦打上官司，我的那位朋友不见得会支持我，届时我阁下恐怕要糟。
孩子们明明是在恶性补习，但他却受到教导，对人要否认恶性补习。我们一面要孩子诚实，一面又要他撒谎──他如果不肯撒谎，后果是可怕的，轻者教习的板子敲到他头上，重则把他打入冷宫，不准他补习啦。于是，每逢补习的时候，就像小偷先生作案，教室里大家暗暗动手，教室外设有特别把风的，一听督学驾到，或一大群好像蓄意不善的反调份子驾到，把风的一打暗号，孩子们就知道大势不好，唏哩哗啦，不需要一分钟，桌内桌外，都恢复原状。咦，美国小学生都知道华盛顿先生砍樱桃树的故事，而中华民国却鼓励孩子们欺骗，鼓励之不足，教习焉，校长焉，还带头领导，甚至用板子教鞭狂逼他们欺骗，吁。
国民小学堂的教习中，有一部份是靠补习费贴补家用的，但这只是副产品，主要的还是有事实需要，前文提到的中兴大学堂教习程国成先生，他女儿的老师，是一位刚从师范学堂毕业的漂亮小姐，结婚两年，有一个可爱的一周岁的婴儿。夫妇二人做事，家庭经济颇为良好，一个学生只收三十元补习费，还不够她请朋友吃顿油大的。如果问她意见的话，世界上恐怕没有比她更要反对恶性补习，可是既然干这一行，也只有听这一行的摆布，于是，她比那些可怜的小学生们更苦更惨。
教习所以比孩子苦，盖孩子是被动的，而教习是主动的。孩子像列车，教习像火车头。它必须不断燃烧，不断奔驰。那位有温暖家庭的女教习，实际上并享不到一点温暖，她比她的学生还要起得早，天不亮就爬起来，胡乱灌两口稀饭，就骑脚踏车跑到学堂，恭候那些小殭尸驾到。中午时候，小殭尸们可以回家吃饭，只有她必须留下吃便当，晚上她比小殭尸们回去的更晚。孩子们可以不说话，可以坐在那里打盹，而教习却不得不声嘶力竭的从太阳东升，一直喊到半夜，有些教习还不得不一面喊一面喝膨大海。吾友说，有一次晚上，天下大雨，他去学堂接孩子，在昏昏暗暗的教室里，人头幢幢，只听教习哑着嗓子在那里干号，好像罗马帝国锁在硫磺矿里的一群囚犯。而尤其是，当孩子们发现吾友冉冉而至时，还以为官儿来抓恶性补习哩，一声惊叫，教习戛然而止，从教室门伸出青菜色的面庞，眼睛里充满了恐慌和不安。吾友真要放声痛哭，他不知道为啥哭，只觉得心如刀割。
孩子们拿回家去密密麻麻的作业题，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那都是教习的血汗，为他们出之的。出之不算，还要写钢板为他们印出来。印出来也不算，等孩子们作出之后，教习还要一题一题改。一个人一天一百题的话，一班五十个人，每天就五千题，她要一面吃饭一面改，在学堂改不完，回到家里还要改，大考前两天，甚至要改到天亮。我们介绍的这位教习，她自从生下了娃儿，就没有喂过奶，而且也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从天不亮一直到深夜。她丈夫都看不到她的人影，回家后既不能抱抱娃儿，也不能谈谈家常，反而埋头到堆积如山的卷子上。呜呼，「谈什么恩爱，说什么温柔，把青春年华一笔勾！」这种损失，三十元补习费能偿之乎？最糟的还是要冒着随时被抓的危险，一旦官崽之爪伸到她头上，不但身败，而且名裂，你瞧全国同胞嗤之以鼻吧：「嗨，为了几个外快，摧残儿童。」
校长似乎比教习担的风险还要大，教习一旦被抓，顶多不过解聘，「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在家里住。」尤其是女教习，一个月少拿几百元也饿不死。而校长大人则不然矣，这年头凉粉少而吃凉粉的多，你挤我，我挤你，你没有错，还把你挤得摇摇欲坠，一旦恶性补习小辫子被官儿抓到手里，名正言顺的请你卷铺盖，你还有啥可挣扎的乎？
但是即令如此危机四伏，校长大人也得跟教习「商官勾结」，大力推动他的恶补。盖恶补乃是大自然的趋势，属于上帝的旨意，谁都阻挡不住，连三作牌手提机关枪满街乱跑都阻挡不住。官儿更不在话下，便是换上一换，把反对最力的官儿──好比说换成了台湾省教育厅长吧，别瞧他对恶补深恶痛绝，一旦教他去当国民小学堂的校长或教习，恐怕恶补得还要凶。
弱不禁风
世界运动会自创办到上届东京的一场，中国始终丢人砸锅，有人大惑不解曰：「瘸子里挑将军，中国人口四万万，难道就挑不出一个真棒的呀？」我想这不是量的问题，而是质的问题，在三千亿蚂蚁当中，随你怎么挑，恐怕都挑不出大象来也（敬告帽子铺掌柜的，这不过是比喻，非把中国人真当作蚂蚁，请勿手痒）。柏杨先生最不喜欢跟洋大人打交道，不要说打交道啦，就是站在一起，我都满心窝囊，盖他们一个个庞然大物，而我则弯腰驼背，一旦讲起话来，他是往下看，我不得不往上看，一幅「仰承颜色」的图画，使人汗水如浆。吾友孙希中先生，巧小玲珑，爱国心切，外交界老资格矣，他就不希望外放，问他为啥，他曰：「我这么小的身材，周旋于巨木森林之间，真怕丢中国的人。」不过听说他终于外放矣，不知道现在心里是啥滋味也。
其实身材小没有关系，据说身材小的人往往心胸万夫，拿破仑先生就是身材小，却东打西打，打得邻国叫苦连天。不过身材小如果再加上元气不足，就可怜兮兮矣。柏杨先生每和洋大人在一起，常常下意识的瞧他们的胳臂，一瞧他们那隆起而坚硬的肌肉，我就心跳；立刻把荷包里装的一块钱拿到手里，以便他心术不正，见财起意，动手要抢的话，我就双手先行奉上。呜呼，面对着人猿泰山，不要说抵抗啦，就是粗手粗脚，都会把我老人家的肋骨碰断。
我有一位朋友，在满洲帝国做过站长，他告诉我一则故事说，日本这个国家是移民大王，到处乱移。只有碰到中国，算是无技可施。日本曾经详细调查过台湾，发现中国人满坑满谷，把凡是能利用的土地，统统都利用啦。再向满洲帝国调查，也只有「北大荒」──也就是黑龙江松花江三角洲，还可以插足，于是一个有计画的移民开始。吾友曰：「我常在车站看见一批一批日本移民，身材真是矮，可是一个个满面红光，腰干如铁，身材结棍，中国旅客在他们身旁晃来晃去，弱不禁风模样，真好像是一种天生的要被人征服的民族。」
吾友的话丝毫没有夸张，君留意到中国的篮球足球跟洋大人比赛的场面乎，比赛结果，铁定中国输，盖身体不行，跑不动啦，再跑肠子都跑断啦。而为啥身体不行乎？在骨格的构造上，黄种人比白种人先天的就小，再加上中国同胞后天的虚脱，怎能不望风披靡哉。中国和日本一旦有点别扭，我们就破口大骂他们是「矮奴」，其实我们固不配骂也，真正该开骂的是西洋大人，而挨骂的倒应是我们自己。柏杨先生这一生从不跟洋大人吵架，就怕他在我身上找毛病。大人如此，孩子亦然，中国孩子和洋孩子站在一起的镜头，你看见过乎？不知有何感想也。
中国孩子和洋孩子在一起玩，最触目惊心的是我们的孩子神色呆滞，面目焦黄，脖子细长，四肢活像四根麻秆，使人担心随时会折成两截。而人家的孩子，不管男孩子女孩子，一个个两颊红润，大眼睛溜溜发光，活泼得像一只小老虎，左也蹦焉，右也跳焉，对世界无畏无惧。所以我深害怕洋孩子偶一失慎，一个劈空掌真能把我们的孩子的手臂劈断。不要说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