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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严重课题，在落伍的旧观念里，遇到债的纠纷，一律不问青红皂白，也不经过大脑，马上就下判断，认为债务人是对的，债权人是错的，而朋友交情比社会信用和个人荣誉都重要。巷口刘老头和王先生争执，大家几乎一面倒的袒护刘老头，没有一个敢挺身曰：「你欠人家的钱，当然应如期偿还。」其实「不敢说」还是高级的，盖当面不敢，背后总敢也。而是根本没有人在观念上认为赖债是不道德的，这就连小辫子都拔掉了矣。
孔丘先生生在春秋时代，遇见观念上的问题，他就「托古」一番；我们生在现时代，用不着再托古啦，只要看看摆在眼前，别人的自由经济社会就可以啦。当一个美国人，他如果想在社会上立足，第一件事是他必须有卓着的信用，美国佬身上很少现钞，其武器大约有三，曰支票，曰信用卡，曰签字。说到签字，中国也有签字，有些在大庭广众之中，尤其遇到有女人在座，签起字来，真是龙飞凤舞，铁画银钩，其财富之雄厚，连煤球大王都得给他捏脚。可是一旦等到账房先生到他府上或写字间讨账时，便面目全非。据说统一饭店那位犹太经理，在这上便开了眼，他一脑筋现代化古怪的想法，认为凡是签字的客人，天经地义的应该亲自到柜台上结账，殊不知他的天是现代化的天，他的地也是现代化的地。而中国的天和地，仍在狗屎观念笼罩之下。账房先生登门拜访到第十次能把钱拿到，还是高等主顾哩。不要说私人啦，前年台北市政府在蜀腴饭店签字，达十余万元之巨，差一点把人逼垮，但当时的市长固面不改色，认为那有啥了不起。
我们现在逐渐流行分期付款，这就是一个崭新的观念，不过其麻烦也不亚于签字。美国佬一旦付不出款，公司卡车马上大驾光临，搬了就走，主人夫妇连屁都不放，而我们的主人夫妇恐怕不会这么好欺负。柏杨先生前年不是买了一架黑白电视机乎，分十个月付款的，一直到现在，我才付了三期，每次那个霉气脸来收钱，我都「不在家」，不要说把电视机搬走啦，就是他的话稍微重了一点，柏杨夫人就抬头号咷，说他欺负老太婆。有两次保人被逼得发急，也来参加助阵，但我们是老朋友矣，他总不能为了几个臭钱帮别人说话，连老朋友都不要了吧。催了几次，看我摆出的架势，有点狗咬刺蝟，无处下口之感，也就自动不再来啦；前天听说公司向法院告了一状，要查封保人的财产。老妻颇为不安，其实想当年山东英雄秦琼先生，为朋友两肋插刀，现在仅只不过在他家大门上贴个封条，正是他表示道义千秋的时候，有啥大不了的哉。
口不言钱
我们一直是一个轻商主义的社会，汉高祖刘邦先生曾用他的皇帝权力，努力打击做生意的朋友，下令凡是商人，再有钱都不能穿丝质的衣服，也不能坐各种之车，而且捐税奇重。刘邦先生魂归地狱之后，他的老婆吕雉女士又下令商人的子孙概不准做官，也不准做吏，于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和美利坚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经商高」，恰恰相反。
──美国是一个重商主义的社会，君看过一则幽默乎，有一班小学生上算术课时，老师把七岁的约翰叫起来，问曰：「二加二是多少？」答曰：「五。」老师曰：「不对。」乃改嘴曰：「六。」老师曰：「也不对。」又改嘴曰：「七。」老师脸色发青，罚他去院里站着，好好想一想到底是几？小子只好去院子里站着，站了一会，一个迟到的小朋友惶惶赶来，发现该小子在院中金鸡独立，不禁大讶，问他干啥，他说了一遍，小朋友叹曰：「二加二当然是四呀。」小子拉住他曰：「我想你还是不要进去，免得他再把你赶出来。我给了他七，他都不答应，你只给了他四，他怎能便宜你。」
美国第一流人才都当经理，而经理人才也是美国第一流人才。有人说这是美国文化的危机，危机不危机是另一个问题，而连小学生都一脑筋生意经，可说明一种现象，那就是经理人才就是经商。经商的目的就是发财，要想发财就必须讲究效率，减低成本，信用第一。蒋梦麟先生未驾崩前，曾介绍过这么一个故事，从前美国人见中国人，往往问曰：「你在哪家洗衣店呀？」问得中国人又羞又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问洗衣店啦，而是问：「你在哪个实验室呀？」中国人一听，舒服舒服。蒋梦麟先生叹曰：「殊不知其瞧不起则一也。」盖均是以劳力赚钱，不过换了个窝而已，而美国人崇拜的则是以钱赚钱。
中国人很难一下子了解和适应这种观念，在轻商主义之下，我们是有点假装忌讳钱的，晋王朝宰相王衍先生便是一个绝妙例证，他阁下口不言钱，太太一气之下，把钱堆积如山，团团围住，以为他总该说钱了吧，谁知道他只曰：「举却阿堵物。」译成白话，便是「把这玩艺弄走呀！」
这个「阿堵物」典故，几千年遗传下来，家喻户晓。看起来王衍先生，玉姿婆娑，不但品格高，而且气质雅，一位绝代佳人。不过读者老爷最好不要再往下打听，以免大失所望。王衍先生后来被当时目为大盗土匪的石勒先生捉住，吓得顺着裤腿撒尿，为了保命，不惜投上一机，劝石勒先生当皇帝。呜呼，现在劝人当皇帝没啥关系，在君权高涨时代，以他的位，以他的高，以他的雅，竟说出这种乱臣贼子的话，便内外太不相称。
王衍先生口不言钱，假如没有石勒先生最后掀了他的底牌，岂不清香扑鼻一辈子乎哉？其实即令没有石勒先生掀他的底牌，他也不会清香扑鼻一辈子，盖那些把他团团围住的钱，是哪里来的？正因为他有妙法弄到那么多钱，他才「俺可不是那种人」，一旦没有那么多钱啦，本性就会发作。有一次，萧伯纳先生为了他的剧本上演，和戏院老板拍桌子争吵，有人劝他算啦算啦，他曰：「不吵不行，我们的观点始终不能一致。」问他啥观点不能一致，萧伯纳先生曰：「他只对艺术有兴趣，而我只对钱有兴趣。」呜呼，王衍先生在阴曹地府如果遇见了萧伯纳先生，不知道尊脸红不红也。
萧伯纳先生着实的讽了那位戏院老板一刺，他爽爽快快的口不离钱，不像王衍先生酸溜溜的猛戴虚伪面具。孟轲先生见梁惠王魏罃先生，也有这一套，魏罃先生曰：「贵老头不远千里而来，将何以有利于吾国乎？」孟轲先生答曰：「王何必曰利，唯有仁义而已。」弄得千载以下，魏罃先生脸上一直挂不住，其实我们实在看不出魏罃先生有啥不对之处，倒是孟轲先生，具有王衍先生「俺可不是那种人」嫌疑。然而这种畸形观念，却像干屎橛一样堵塞在中国人脑子里，使我们的社会浑成了一盆泥浆。
有一种现象，不知道读者老爷注意到没有？那就是，越是多少年的老朋友，当你需要他「通财之义」时，越是借不到一文钱。高雄那位朋友就是一例，盖他不借钱给你，你们还是朋友，一旦有金钱来往，好比说，言明三月五日偿还的，届时你阁下龙心一想，我和他如此交情，也不是不还他，只不过迟两天，有啥关系哉？关系当然没关系，但他下次恐怕是不再借给你矣。是他不珍惜你这份友谊乎？非也，正因为他非常珍惜你这份友谊，他才不借，盖不借给你钱，友谊还在，一旦鬼迷心窍，借给你钱，那才真是钱也没啦，友谊也没啦。
结果是，我们的社会既缺公德心，又乏人情味。就在上个星期，柏杨先生暨夫人商量一番，想分期付款买个电冰箱。这年头家里没有电冰箱，简直活着等于白活着，一切手续都办好啦，就是保人难找。原来保我买电视机的那位朋友，不念四、五十年老交情，竟然用种种藉口，一会说图章不在家啦，一会说身份证缴到人事处查对还没发下来啦，反正是不肯保，把我气得脸色异常难看，逢人就宣传他是势利眼兼冷血动物。不过话又说了回来，如果他阁下和我换换位置，我照样也不肯保他，只保了一个电视机就弄得在大门口贴上法院封条，而仍执迷不悟，再去保电冰箱，那才真正是自作孽，不可活也。
写了这么多，似乎颇有点站在有钱人那一边的趋势。提起来有钱人，不要说我们小民啦，纵是上帝的独生儿子耶稣先生，对他们的印象，都十分恶劣，所以曾喟然叹曰：「骆驼穿过针眼，比有钱人进天国还要容易哩。」以天地间的至神，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