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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妻子张香华，去年（一九九四）在贝尔格勒，遇到一位名叫维拉旦·戴维得渠（Vladan Devedzic ）的南斯拉夫青年，听说她是从台湾来的诗人，十分兴奋，要求见面，表达他对台湾的感谢。原来他刚环游世界回来，在台湾时，向一位庄姓青年探问有没有便宜的旅馆，庄姓青年说：他知道有一个地方吃住都可以免费，于是招待他住进庄姓青年自己的家。有一天，戴维得渠到火车站游逛，想换钱吃零食，身旁有位青年请他吃个饱，等等项目，使他倍感温暖，为对这份异国温暖永难忘怀，还把庄姓青年的电话给了香华，要她代他再致谢意。
这是一个美好的故事，听到这故事的人都十分高兴，但这种情形并不常见，日本朋友恐怕会想起一位日本少女到高雄被谋杀灭尸的往事。当一个中国人，不应该总是想自己的美德！日本神户、兵库大地震，没有人抢劫、没有人插队，这种高水准的民族品质，引起全世钦敬！除非中国人做出更多美丽的事，我绝不会写《美丽的中国人》。但我相信，只要我们的反省能力和自责能力，不被灭绝，灵性不被酱死，说不定下个世纪时，就会有这本书的出现。
一窝蜂发飙症
酱缸蛆经常主张「要重视对读者的积极指导」，不然的话，既难免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又会造成思想的混乱。是不是把中国人都看成是「愚民」，或没有「思考力、想像力、监赏力」，或没有自主性或判断力的「劣民」。什么都要指导？中国人如果没有「英明」或「伟大」的领袖来指导、领导，是否都会误入歧途？
西藏有一种犁牛，当领头的那只失足从悬崖跌下来时，后面跟随的犁牛群就会一只只跟着栽下去，粉身碎骨。挪威有一种旅鼠，当领头的那只走向大海时，后面追随的成百上千的其他旅鼠，也跟着走进大海，活活淹死。是一种什么神秘力量使他们这么盲从他们的领导，至死都不后悔，科学家到现在都找不出解释。这种非理性现象也同样发生在人类身上，尤其是中国人，一向缺乏个人独立思考的能力，只知道用群众的声音壮大自己，或把自己隐藏在团体里，用以推卸责任。群众或团体一旦被一个人控制，大家就特别容易盲从，我们可称之为：「一窝蜂发飙症」。
一窝蜂发飙和团结合作不一样，日本人以团结合作闻名于世，观察旅行团就可以知道，领导的小旗帜就是司令台，旅客有条不紊的顺序跟进，和中国人的吵闹杂乱，毫无秩序，每一个人都认为他就是旅行团的主宰，被人平等看待，简直是奇耻大辱。完全两个世界。因为遵守秩序是理性的守纪行为，中国人只有奴性的驯服。从不心甘情愿遵守秩序，但却心甘情愿当一个奴才，必须有人领导和要人指示。中国官场中流行两句使人作呕的口头禅，一句是遇到会议之类的场合，总有人面不改色的说：「在部长（局长或校长之类的东西）领导之下，如何如何！」另一句是：「请我们的大家长如何如何！」大家长一定是在场的最高头目，这种充满封建奴隶意识的口头禅一出口，该最高头目立刻心花怒放。
二十世纪五○年代，台湾警察局门口，还竖立「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的标语，我遂称警察先生是「三作牌」，引起情报治安机构的大怒，种下我被逮捕入狱的种子。
病态的野心家总是希望别人用肚子思考，群众运动更特别需要盲从的奴隶。像在中国出现的大跃进、反右、文革，一波复一波的运动，都是「一窝蜂发飙症」的发作。
中国人都是好演员
有人认为：柏杨先生的「酱缸文化论」，指出多数中国人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缺乏道德勇气，一切事情只凭情绪和直觉反应，而不再能思考。这一论调对许多缺乏马克斯主义基本理论、涉世未深的青年读者来说，难免会诱发出一种悲观失望的情绪。因此必须查禁。或曰：事实上，中华民族恰恰是个勤于思考，善于思考的民族。所以，不怕不怕。
柏杨先生认为中国人到底是善于思考的民族呢？或者是容易被煽惑的民族呢？柏杨先生《丑陋的中国人》到底是要妖言惑众？或譁众取宠？
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后不久，一位驻北京的美国记者从大陆来台北，向我访问，我反过来访问他对中国人的感想如何，他沉思了一会，说：「你们中国人都是好演员！」我听不懂，他说：「六四之前，每个中国人都是民主斗士，一谈起民主，眉飞色舞，愿为它献身，对反对改革的人，严厉批评，那种热诚，使人动容。可是，六四之后，人人变成扞卫社会主义的先锋，昨天的事在他们身上不留一点痕迹，表情冷淡，态度自然，教我们这些外国记者目瞪口呆，说不出话！」
我同意那位记者的观察，但不同意「好」字，中国人实际上不过一个平庸的演员，只是外国人所讥讽的「变色龙」，一个投机份子罢了。我认为中国人的品质平庸，不会独立思考，不敢特立独行，长期以来，我们都是不问是非，只问利害，而在政治上，也都是不问对错，只问立场。这和前面所述的缺少终极理念和终极关怀，有密切的因果关系。中国人当然会思考，但不会超出自己眼前三寸利害范围之外去思考。这是一种只会盘算的评估。眼前利益重于一切，道德就非畸型不可。
一定正在那里发高烧
有人认为：柏杨先生的酱缸文化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实际上是为迎合极个别的人搞资本主义主张，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看不到这一点是危险的。」也就是说柏杨先生的论断是搞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开路？打先锋？「酱缸文化论」为什么又会搞「资本主义」？
从提出的这些指控，可看出这些指控的人，正在那里猛发高烧，至少已烧到四十八度。我真庆幸我现在人在台湾，不在大陆，否则总有一天，手握权柄的猛发高烧份子，发明了「看不到柏杨的危险是危险的！」我就铁定的要倒大楣！
政治爱滋病
柏杨先生对于中国「酱缸文化」的特色，曾明确指出：「夫酱缸者，腐蚀力和凝固力极强的浑沌社会也。也就是一种被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长期斲丧，使人类特有的灵性僵化和泯灭的浑沌社会。」
可是这一酱缸文化不知是否自汉武帝时代儒家思想定于一尊以后方形成，还是以前即已形成？
历代酱缸文化的浓度是否迭有变化？
除了儒家思想外，形成这一文化的主要元素，不知还有什么？中国的历史社会，比如自然环境与社会背景是否形成酱缸文化的条件？
中国以外的汉字文化圈，是否也受到其强烈影响？也形成了「小酱缸文化」？
「酱缸文化」定义，是三十年前仓促写下，但大致表达了我的意思。
中国人是一个患有政治爱滋病的民族，抵抗权力病毒的免疫系统，几乎全被破坏。一个人有权柄前是一种人，有权柄后则立刻变成另一种人。权柄容易使人腐败，而酱缸文化腐败的力量更是特别强烈。二十世纪二○年代北伐时代，国民党军事胜利后，霎时跌到酱缸深处，早期理念全部消失。共产党早期甚至要领导世界革命，但一旦陷入酱缸，就造成现在众人目睹的困境。中国人和中华人（也就是汉人）心灵中，存在着一种强大的腐蚀力量。
「酱缸文化」的形成，应该从汉武帝刘彻时代儒家思想定于一尊开始。与开商店极端相似，多家商店才有竞争。一种文化的没落，主要就是丧失了竞争能力，丧失了对权柄的免疫力。
自宋王朝理学以后，儒家思想加速成长，酱缸的浓度也一直加速沉淀。
形成这种文化的主要因素，除了儒家思想外，佛教、道教也受到酱缸文化的腐蚀，佛教的大慈悲，导致不计较今世，只计较来生。消极人生观到了极致，就严重的伤害了政治权力病毒免疫系统。而有些道教徒看来，作恶的人，只要肯向神灵行贿，连神灵都会包庇。到了明王朝，中央政府钦定的学术思想成为生活伦理的独门法则，思想结合政治和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