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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良骥先生是一位细心的人，他把大清真寺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结合，当文化大革命时，西安一片恐怖，社会秩序混乱，他每天都到各地观察，遇到被抛弃，被破坏的文物──那都是祖先宝贵的遗产，他就想办法把它们拖回来或抬回来。现在，寺里还陈列着大量这些宝物，加上原有的储藏，使大清真寺有点像博物馆。其中有雕刻精致、巨大的英雄榻，和只有皇太后才可以坐的龙头榻，以及「试官石」──据说它是一个宝石，科举时代，求官心切的人，深更半夜前往钉一个钉子，钉得进去，官就没有问题，钉不进去，做官无望，他就卷铺盖回家。看到那块石头有半人高、上面有很多钉进去的钉子，猜想到有多少人在那里大喜若狂？又有多少人在那里伤心欲绝？
马良骥先生对中国文物的保管无形中也为汉回两大民族的融洽，做了无比的贡献，此外，他给我们这些非伊斯兰教徒，灌输了很多伊斯兰教方面的知识，香华认为是我们最丰富的访问之一，她的兴致勃勃，也带给大家喜悦。不过，我比香华更多一项感谢，那就是在大清真寺，我吃到最美好的一次「羊肉泡馍」，虽然一到西安，我便要求吃羊肉泡馍，朋友们也纷纷请吃羊肉泡馍，但跟我年轻时吃的味道，大不一样。这可不是口味变了，而是品质变了，举个例子说明，一天早上，渝生夫妇特地给我带来一罐我最爱吃的「胡辣汤」，可是只吃一口便难以下咽，渝生坚持是我口味变了，其实是它不复当年做法，现在连一块面筋都没有，而且全是芡粉煮汤，像一盆稀浆糊。因此，在大清真寺，我吃到的是传统的羊肉泡馍，香华一则是南方人，一则因为胆结石的缘故，只敢沾唇，不知滋味，但她从未看见我吃得这么香过，因之肯定它确实是第一流的。假使不是她竭力劝阻，第二天早上，我还会去叨扰一顿。和羊肉泡馍同样诱人的还有「柿子胡塔」（柿子饼），也是人间美味，我们不但吃个够，还讨了一些带回台北。
知识份子的命运
皇帝级的震怒，就是口哨；再不表态，即行电击。
我们抵达西安的第二天，十一月八日，陕西人民政府文化局赵局长晚宴招待，并参观全国霹雳舞比赛，来自深圳的那位青年，博得观众席上最热烈的掌声，但当他发现评判委员们显然跟观众的意见截然相反时，就变成一位愤怒青年。陕西省政治协商会议主席周雅光先生在西安宾馆盛筵欢迎我们夫妇和两个女儿，他对我改变行程，备为关注，对我能在西安作较久的逗留，表示欢迎。
在辉县时很遗憾的没有拜访素萍任教的西关学校，但在西安却如愿以偿，我和香华前往渝生任教的实验小学，拜会校长张长春先生和副校长魏永清女士，参观他们的电脑教室──一个小学竟有电脑教室，使人兴奋。生在电脑时代，不会使用电脑，他就不会有科技文明的特有观念。毛泽东先生就是一个例子，他完全被累积经验控制，认为「人多好做活」，产生「以量取向」的价值标准，为中国带来灾害。一个电脑盲的国家，不但不能应付现代化战争，连现代化生意都不能做，台湾出租录像带的小店都用电脑，假定不懂电脑，连这份店员的工作都谋不到。老一辈的朋友到美国后常感叹：「不会开车等于没有腿，不会英文等于没有嘴。」其实这些都不算严重，严重的是，二十一世纪以后，「不会电脑等于没有脑」。实验小学开创性的远见，是国家之福。
实验小学的规模使我回想河南省立开封第六小学（中国人好用列排数字的手段，去泯灭个体差异，所以六十年前开封第六小学的地址，已不能记忆），环境都十分优美，有一种亲切气息的师生感情，我和香华参观渝生教的那一班，可爱的小朋友大声叫喊：「柏杨爷爷好！柏杨奶奶好！」渝生的同事都出来相迎，我们照了很多像，那是一个美好的相聚。
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路遥，在兴庆宫举办座谈，这是我在大陆参加第三次作家座谈，虽然座谈所在地相距远达一千公里左右，但大家关心的内容，却有共同焦点。大陆上出书困难，全国皆然，路遥曾感叹他每本书都要经过一个深长的过程，大多数作家更有同感。但我们讨论到「作家薪俸制」时，发现大家对「版税制」都深怀恐惧。这是自然的，一个受严密监护的人，甚至民族，都会变得软弱。尤其事实上，失去薪俸，社会环境并不能立即作相对反应，伤害是立即的，而且显着。好比说：自由世界不可思议的关卡，都会呈现，而每一个关卡都足以致大陆作家于困境，首先，他根本找不到印刷厂（因为他只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单位）；好容易找到印刷厂，他却买不到纸，好容易买到纸，印刷时间也要拖一个很长的日子，然后，他找不到装订厂，好容易装订成册，也只能堆在家里自我欣赏，因为他找不到发行商──大陆根本没有这玩艺，将来或许会有，但在「将来会有」之前，作家又何以维生？
然而，作家薪俸制一天不废除，作家一天就不容易有人格上独立的尊严。据白桦先生说，当他的电影《苦恋》被批斗前，诗人艾青先生曾经热泪盈眶的表示同情，可是不到几天，皇帝级官员震怒，艾青立刻一百八十度转变，发表凶狠的攻击。剧作家曹禺先生誓言决不参加批判白桦的会议，但在听到皇帝级官员震怒的消息后，不但参加，而且还有下列一段精彩绝伦的谈话，他说：「我从没有见到如此损害我们祖国和党的利益的影片，我恨不得一头撞到银幕上！」这对我是一个严重打击，四十年前，当反抗国民党，为争取民主自由献身的时代，艾青、曹禺两位先生都是神圣的进步人士，受全国青年的崇拜，我不能相信四十年后所看到的事实。
巴甫洛夫的杰作交替反应学说，在长期试验中，当动物听到口哨而又同时受到电击时，以后仅听到口哨，虽没有电击，他也会发抖；同样道理，当动物做某种姿势，立刻就喂他食物，以后他为了得到食物，就会不断做出某种姿势。皇帝级震怒，就是口哨，而作家薪俸，就是食物。在国民党统治下只有三流作家才会变成御用文人，而共产党却能使一些有骨气的作家，驯服成奴才，关键在于共产党一手握电击、一手握食物。所以，当口哨响时，作家自尊就全部瓦解，「热泪盈眶」立刻变成「恨不得一头撞到银幕上」，那是一个可怜的动物境界，而薪俸制是原因之一。
张子良先生热烈赞成废除薪俸，他悲痛的说，每月一百元左右的工资，干什么活都可以挣得到，只是塌不下士大夫那个身段，磨不开知识份子优越感的面子，只好含诟忍辱，不死不活。我深被张子良先生的话感动，知识份子要自己走路，不能等别的「傻子」走出路来之后自己再去走，那是一种怯懦行径。
陕西作家因深处内陆之故，比起沿海城市，对台湾更为陌生，但评论家王愚先生却看过不少台湾作品，他的概括印象是：台湾文学作品失于纤弱精巧，根据文学的发展律，太纤弱精巧，就走到了尽头，需要有大的转变。我同意他的看法，香华和我也分别表达我们对大陆作品的观感，除了社会结构上陌生外，还有气氛上的陌生──雷霆万钧、风雨逼面，给人一种难以呼吸的感觉。大陆作品所表达的再生能力，不如所表达的扭曲能力，而杀伤的气氛又太浓，几个普遍的字，在被赋予新的意义后，海外华人就很难一下子接受，像「闹」「抓」「搞」之类，革命本身是一项严肃的神圣工作，要多少人付出珍贵的代价，甚至包括生命，然而大陆上却认为是「闹革命」，似乎把别人的生存权当成儿戏。「搞」有个小故事，美国旧金山大学中文系主任葛浩文先生有一次告诉我，他在大陆时，一位中国作家对他说：「你专门搞萧红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