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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级法院判决周海婴败诉。
判决说：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先生的稿酬，截至一九五八年止，共人民币三十四万零一百九十七元一角一分（这是一个使人发疯的天文数字，依照当时平均薪俸，每月六十元，这笔稿酬等于一个中级官员四百七十五年的薪俸），但人民文学出版社很多次通知许广平、周海婴母子领取，他们没有领取，「并且于一九五八年两次写信表示愿将这笔稿酬上缴国家」，人民文学出版社经「上级机关同意」，留三十万元设立「鲁迅文学基金」，后来因有关单位出面，周海婴取走三十万元。至于日译《鲁迅全集》中有鲁迅从未发表过的作品，稿酬应由周海婴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平分。于是，北京中级法院命人民出版社一次付给周海婴这笔稿酬二百九十七元（中级官员两个月的薪俸）；驳回周海婴所有诉讼，诉讼费由周海婴负担（诉讼费四百二十二元，加上律师费、交通费、高达两千元【中级官员十六个月的薪俸】）。
周海婴先生是本年（一九八八）才接到判决的，面对判决书上密密麻麻的条文，如雷轰顶。更糟的是，香港舆论开始对他嘲讽，说他「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国内更有人表示不屑于他这种行为，好像孔丘先生的后人忽然卷进一桩桃色案件似的，鲁迅先生的后人竟会为了钱而打官司，实在使传统知识份子泄气，盖儒家精神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如果有人敢「谋其利」「计其功」，就大失所望，悲愤交集，用显着的眉题刊出：「鲁迅想不到他儿子为他的稿费问题进法院！」然后用拉裤战术说：「鲁迅后裔当不了大官，争回一些钱总是有用的！」
是这些一面倒的嘲讽使我站在周海婴这一边，对官司内情，我一点不知道，但我认为周海婴先生是一个「人」，跟你我，以及跟拉裤派一样的，都是一个「人」，他有责任维护他的权利，这是一个人的基本尊严，不要说他是全国崇敬的鲁迅先生的儿子，即令他是全国唾弃的林彪先生的儿子，我也会用同样的热情支持他争取！周海婴先生犯了谁的王法？连到法院控告的资格都被剥夺？连请求法律保护他权益的资格都被取消？中国知识份子最大的丑态是；自己享受权利，但当其他知识份子维护权利时，又在旁嬉笑怒骂。这种心态，是中国现代化的绊脚石。
周海婴长得很像他老爹，我见过太多鲁迅的肖像，这位遵照遗命，不作「空头文学家」的儿子，第一次见面确实使我有一种鲁迅再生的惊讶，看到他没落的神情，我忽然想到，鲁迅先生的遗命可能错了，周海婴如果从事写作，他或许会更肯定自己，至少他可以跳过一个新作者必须经过的退稿的漫长挫折；如果那样，他现在或许用不着打官司。
我告诉他，如果北京中级法院根据的是确实的──你们母子于一九五八年已把鲁迅稿酬捐献给国家，国家又接受了你们捐献的话，这笔稿酬便属于国家，你就不能过问。
「我同意你的看法，」周海婴说，「问题是：北京中级法院的判决，完全照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片面之词，对我所作的举证全部不理！」这种作业方式，我完全熟悉，跟台北军法审判，完全照抄调查局的移送书，一模一样，证实马克斯说过的：法庭是一种镇压工具，不是判断是非场所。周海婴说：「一九五八年我和母亲确实表示过要把父亲稿酬赠给国家，但周总理（周恩来）不肯接受，并且指示冯雪峰把它存进银行。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财务科长汪静波，告诉我母亲派去查账的王永昌说：还有三十三万元（中级官员四百五十八年的薪俸）。」
一九七二年，周海婴在毛泽东为首的五人帮迫害下，身患重病，周恩来先生特别命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代为保管的鲁迅稿酬中提出三万元给周海婴治病。一九八一年，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出面要求下，人民文学出版社再交给周海婴二十七万元。除了一张支票外，没有任何说明。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心里的不愉快，可以想像。
台湾同乡聚会
俗云：「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人不亲，地亲！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向日本「学研社」出卖《鲁迅全集》的日文译本版权，没有付给鲁迅后裔一文稿费或一本书，但日本「学研社」却是送了好几套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包括送给鲁迅家属的在内。当「学研社」听到周海婴连一套也没有见到时，十分惊讶。人民文学出版社对周海婴这种「大蔑视」，使周海婴告到法院。
人民文学出版社说：鲁迅作品已收归国有。周海婴说：一直到现在（一九八○年代）为止，人民政府还没有把作家版权收归国有的法律和行为，任何作家的作品，也没有成为国有的事实。周海婴自己也编过、国内各出版社也出版过多种鲁迅文集，从没有人过问。国家从没有以鲁迅智慧财产权持有人自居，人民文学出版社怎么可以以鲁迅智慧财产权持有人的身份，把它卖给日本？
周海婴顺便索取仍存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最初三十四万元人民币的尾款四万元和它应有的利息（四万元当时是一个中级官员五十五年的薪俸，贬值到今天，也是一个中级官员二十七年的薪俸）。而且，依照大陆文化部颁布的〈书籍稿酬试行规定〉，作者逝世超过三十年，出版首次发表的遗作，仍要付给作者家属稿费。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十六卷《鲁迅全集》其中有大量首次发表的鲁迅遗作，却连一文也没有给。
周海婴已经提出上诉，并且向北京中级法院审判长重申：他不是为了钱，他将把这笔钱捐给教育界使用。我赞成捐钱，但对「不是为了钱」的观念，严厉反对，我应该得到的，就应该得到，一分钱都不放弃，不容别人用「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那一套把它断送；我们必须「谋其利」「计其功」，保护自己的权利，是民主法治社会不可缺少的观念。凡是呐喊「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都应自动去圣人庙报到吃冷猪肉，不准再来中国国土害人。
周海婴告辞时，问我对他官司的看法，我告诉他我知道的太少；他又问我猜他是不是可以获胜，我告诉他我在台北发明了一部在大陆上尤其适用的《说不准学》，可供他参考，他笑了笑。当鲁迅先生逝世时，我还念高级中学一年级，时光匆匆，他笔下的幼儿海婴，头上已有白发，而我竟有机会和他会晤，也不禁兴起「鲁迅想不到他的儿子为他的稿费问题进法院」叹息。
──在我们整个会晤中，我一直担心他会向我询问他的儿子周令飞在台北近况，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他竟然也没有问，我想，台湾同胞去大陆的很多，向他报导他儿子消息的，一定也很多。
同时，我也没有问周海婴：有什么作家对他支持？因为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彷佛孤军应战。我所以没有问，是因为中国作家跟其他国家作家似乎有异，其他国家一个作家一旦受当权份子迫害（好比被捕），所有作家都会声援！中国正好相反，一个作家一旦受当权份子迫害，定有一批作家纷纷表态，群起喊打，诟骂侮辱，赤膊上阵，累得口吐白沫，唯恐不受主子欣赏。延安王实味先生、北京胡风先生、丁玲女士，以及台北柏杨先生（顺便向读者先生推销一本曾被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查禁，行将再度问世的书：《七十年代论战柏杨》，上面就有国民党派作家到美国证实柏杨是「共谍」的报导），都有这种令外国作家百思不得其解的奇遇。所以，虽然现在政治开放，我却很难推测周海婴先生会获得谁的帮助。
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是北京最早邀我赴宴的单位，十月二十六日，我们从长城、定陵，风驰电掣般赶回北京，已晚了将近两个小时，联谊会联络部长林钗女士，和中国新闻社港台海外部主任王捷女士，仍在北京饭店等候，我非常抱歉，但实在不是我的错，因为我不知道绕弯到定陵，要费多少时间。联谊会会长林丽韫女士作东，同席的全是台湾同胞第二代，香华兴高采烈的说闽南话，希望她们听听乡音，但她们多半已听不懂，香华又改说结结巴巴的客家话，她们也同样多听不懂。这使我想到家在台北的儿子本城，他连一句河南话都不会讲；又想到家在旧金山义女刘元旭的儿子，说的全是英文。席间，我们谈一些她们或她们的老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