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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疑问。中国两千年历史中，有一千八百年，外患来自北方。北方简直是「野蛮民族」的出产地，消灭一个部落，另一个部落崛起，消灭一个种族，另一个种族崛起。即令野蛮民族把中国征服，成为中国主人，他也同样会遭到另一个在北方崛起的「野蛮民族」攻击。像鲜卑民族建立北魏帝国，北方就有蠕蠕汗国；女真民族建立金帝国，北方就有蒙古帝国；满洲民族建立清帝国，北方就有俄罗斯帝国。赶既赶不走，逃也逃不掉；于是，从耶稣诞生之前六百年开始，中国就开始兴筑长城抵御。
因此长城始终受到尊敬，只到最近，才忽然间揭起争论，俗话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一部以抨击黄河为主的电视节目《河殇》，流弹射中长城，认为长城使中国人保守，养成中国人思想的局限性，只想到躲避，没有想到出击，即令是到大海之上，像郑和下南洋，也摆脱不了那种局限。我不认为长城对国家民族有负面影响，相反的，如果没有长城，中国人的苦难将更大、更长。长城不是中国特有的产物，罗马帝国有、日本帝国也有。一个国家需要城，犹如一个战士需要铠甲，再勇猛的战士，他都需要铠甲，史书记载也有不穿铠甲的，像《三国演义》上的〈许褚裸衣斗马超〉，但那不是常态。唐王朝边防军将领张仁愿沿着河套以北，以现在的内蒙古包头市为中心，兴筑三座受降城，全没有瓮城，也没有防守设备。他说：「盗匪侵犯，部队应全力出击，回头望一下城门的，都要斩首，要防守设备干什么？」然而，不久之后，仍不得不兴筑瓮城。国家的长期防务，跟一场战役不同；一场战役，可以用不断攻击代替防御，国家便不能只出击不防御，如果长期保持出击状态，国家将枯竭而死。长城无罪，有罪的话，是有些使用长城的人。
长城确实壮观，但它的宽度不如西安城；而它闻名于世的巨砖，在中国是独尊的，但比起日本大阪城的巨石，也自顾形惭。大阪城墙所用巨石，要比长城巨砖大五十倍（这当然是我仓卒下的估计）。但长城仍有它独特的雄伟，它像一条巨蛇一样，翻山越岭，紧缠绕着地球，把本属一体的千山万壑，分割南北，北方就是「塞外」「塞北」，我们向北眺望，可以想像到当年匈奴人、柔然人、突厥人，以及契丹人、女真人、满洲人，铁蹄战马，在起伏无穷的万山之中，奔驰呐喊。
实地观察长城的结构和它的长度──五千五百公里，我蓦然发现，在那个骑马射箭，甚至明王朝末期，已经有了火药红夷大炮之后，要想攻破长城，根本就不可能，弓箭无所施其技，红夷炮每一炮也不过在巨砖上轰出一个剥痕。检查历史，城的陷落，几乎全由于饥饿和灌水，而长城的防御，中国用全国人力和粮食，支援一个据点，守军永不会饥饿。至于灌水、攻击的一方可以用水灌晋阳、灌寿春、灌开封，但无法灌长城，因为那里根本没有水，有水也无法灌。
问题是，长城事实上却有过很多次陷落纪录，即以十七世纪三○、四○年代而论，也就是明王朝末期，二十年间，清军曾经攻破长城，五进五出，把不可能变作可能，一定另有原因，史书上对这原因没有记载，我试探着寻找，也一直找不到，而现在似乎找到了，似乎是，每次长城陷落，我认为都由于边防军内部叛变，或心防先行瓦解，一哄而散。在这两种情形下，长城才会丧失作用，否则，它是一条无懈可击的完美防线。
归途中，我们稍稍改道，参观明王朝的「十三陵」。明王朝是一个使人作呕的王朝，「十三陵」恰恰埋葬了十三个使人作呕的皇帝，其中包括第十四任皇帝朱翊钧，他的坟墓称为「定陵」，因为我们必须赶回北京参加全国台湾同胞联谊的晚宴，所以只能参观定陵，而我对定陵也特别有兴趣，因为它所埋葬的五十八岁的朱翊钧先生，生前有很多举动，使后人啧啧称奇，第一、他在位四十九年之久，实在太长，应验了民间谚语：「好人不长寿，祸害遗千年。」第二、他是历史上有名的龟缩君王，三十年之久躲在皇宫不露面，不主持朝政，全国政治完全停顿。第三、他爱一位比他年纪大四五岁的郑贵妃，爱得入迷，所有搜括的财富都交给她。第四、他阴狠残忍，到他在位二十年时，已在宫中用酷刑处死宫女宦官一千余人。☆
帝王陵墓事实上没有什么可看的，一座大的石棺而已。墓道中虽有他和皇后的石雕宝座，但连个壁画都没有。证诸永泰公主李仙蕙女士墓都有壁画，说明唐王朝还是一个充满了生命力的时代，而明王朝时，酱缸已完全成熟，音乐、图画，全被酱死。
有一件事使人警惕的，管理人员告诉我们，当陵墓大门初被挖开时，发现墓道中很多铁路用的枕木似的木棍，乱七八糟的散满一地，把帝王陵墓的尊严，破坏无遗；研究结果，原来枕木是运棺材时作滑动用的，等到棺材放好，本应收拾干净，但是工匠们却恐怕被封到里面，而且，反正以后也不会有人进来检查，追究责任，于是争先恐后，夺门而出，以致枕木仍维持当初原样。
「不肖子」才是好儿子
中国人要像工业国家的电子产品一样，下一代永远比上一代好！
就在爬完长城的次日（十月二十七日），我和我最盼望见面的作家严秀先生、牧惠先生把握（另一位弘征先生，远在湖南长沙，我离开北京前夕，他从长沙赶来，匆匆一叙）。远在一九八六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丑陋的中国人》（长沙版），三位先生共同撰写〈编后记〉，惹起轩然大波，铁帽横飞。大陆一位名作家梁超然先生，直斥柏杨的书是「一帖毒剂」，他在〈鲁迅、柏杨异同论〉一文中，指出「柏杨是鲁迅的敌对面」。另两位华夏志、王凤海的文章，揭发：「柏杨先生全面否定中国文化，把少数人的丑陋，硬栽在全中国十亿人民头上，是一种令人不能容忍的诬蔑。」并且用黑体字排出他们的指控：「柏杨感谢帝国主义的侵略，因为他不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柏杨恶狠狠的散播侵略有理、侵略有功的帝国主义及其奴才理论。中国革命人民是绝对不会接受这种理论的，世界人民也不会欢迎这种理论。」更有一位李宗凌先生，在〈对丑陋的中国人的几点看法〉文中，抨击我对「文革」的指摘是危言耸听，他轻松的说：「文化大革命就像美国二次大战刚结束，出现的禁锢进步思想，监禁进步人士的麦卡锡主义一样……既不能同蒋介石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以后对中国人民进行的野蛮屠杀相比，更不能同日本帝国主义对亚洲国家犯下的罪行、希特勒对人类进行的杀戮相比。」
从这几位代表性人物的气势，可以看出他们的愤怒，除了我的观点使他们愤怒以外，华夏志、王凤海二位先生最不能忍受的，是严秀、牧惠、弘征，竟白纸写黑字的认为：「柏杨先生的思想比鲁迅更进步、更伟大，早已超过鲁迅。」
我自少年时代，便尊敬鲁迅，我认为鲁迅是中国近代（一九三○年代到八○年代）最伟大的作家，即令不是唯一，也是之一。但我认为他的杂文有他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在那个特定时空以外的人，很难进入情况。我佩服他对恶势力的缠斗精神，和对社会问题的坦率检讨精神，以及「横眉怒对千夫指，俯首甘作孺子牛」的赤子精神。就是在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事法庭上，我也没有掩饰这份尊敬之情。
我知道鲁迅先生在大陆尊贵无比，但我还是到了上海之后，一路下来，才逐渐发现，鲁迅在大陆已代替了孔丘在专制封建社会的地位，神圣不可侵犯，他的着作像孔丘先生的《论语》一样，不断被人引述，作为行动及论证的根据，我失望的感觉到他已被政治污染，由一个伟大作家，变成一个被当权大爷利用的神只，对他不可以有一点质疑。柏杨跟鲁迅相等，已是大逆不道，而竟然比鲁迅先生更好，简直是现行反革命之罪。上面所摘录的一些零星抨击，是我到大陆后才看到的，我习惯于被抨击，所以一点也不奇怪，倒是奇怪鲁迅先生被神化四十年之久的那种畸形反应。
鲁迅是毛泽东先生大力推崇下达到巅峰的，某一方面说，是鲁迅的荣耀，历史上从没有一个作家达到他的境界；但在另一角度看，也是作家的悲哀。古时候，连神仙都要帝王金口玉言封上一封，现代，作家必须政治人物肯定，才能定位，鲁迅跟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