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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恐怕这个不久的将来可能拖延得很长，因为杨秀治女士不但是一位才女（才女没啥了不起，谁家的女儿不是才女乎哉），主要的是，她还是孝女。杨秀治女士的养父在台中卧病，她回去服侍，听说老头的情形不太乐观，好像跟砍杀尔有点纠缠不清，那就要等一段时间矣。这还不算什么，主要的是她太欠缺应付这个社会的技能，以致一开始就被人事上的纠纷，搞得焦头烂额。不过，一个有真本领的人，像一轮朝阳，再高的墙都挡不住。杨秀治女士才三十岁，在柏老看来，简直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娃，多一分打击，等于多一分锻链，这种使自己内在充实的宝贵能源，花大价钱都买不到，算不了啥。
问题是，我们希望她能获得应有的待遇，她所受的打击应是她所能承受得住的，一个只受☆过初中二年级教育的孤苦养女，由于倔强的奋斗，已成功的创造了新型的艺术作品。我希望中国人不要重蹈荷兰人对待他们同胞梵谷先生的覆辙，一定等到他穷困而死之后，再赞扬他。
千古不朽
──我们应为张箭、邓玉瑛建立铜像
社会上每一种正当的行业都是神圣的，不分轩轾，没有等级。巷口那个擦皮鞋的朋友，跟坐在大办公桌后面肚子鼓鼓焉的家伙，有同等的地位。但教育这个行业却更神圣，因为教育培养出来的国民素质，决定一个国家民族的盛衰败亡。在吃人部落里长大的朋友，你可别希望他把你撞了一个筋斗之后会说声「对不起」，在国际物理学年会上，你也别希望看见一言不合，就抽出扁钻的镜头。
最显明的现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德国的迅速复兴。当时也，两国一片废墟，人民饿得双眼冒出火星。却忽然之间，暴发起来，银子多得连银行都装不下，到处打听别的国家要不要借钱。
一个国家能在废墟中复兴，一个民族能在极度衰弱中茁壮，因素和条件太多啦，但最大的因素和条件却不是因为他们拥有复兴和茁壮的设备，而是他们拥有复兴和茁壮的人才。假使当年同盟国老爷心怀叵测，把日本德国的专家学者杀了个净光，恐怕它们现在还是一片废墟。苏联和美国都是老精灵，打进了德国之后，就好像柏杨先生打进了珠宝店，先下手抢翡翠玛瑙一样，他们则是先下手抢科学家，于是乎不久之后，苏俄噗咚一声放了一颗人造卫星，据说美国总统先生当天晚上就尿了床，好不容易也发射了一个。报上就出现了一幅漫画，「俄国卫星」和「美国卫星」在太空中相遇，握手言欢：「老哥，现在咱们可以说德国话啦。」
人才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教育出来的。一个美国佬跑到欧洲一个小镇上闲逛，问曰：「你们这里有啥大人物出生乎？」父老答曰：「没有，俺这里出生的都是小孩。」这些小孩，将来可能成为一个科学家，一个文学家，或一个政治家，但也可能成为一个小偷、一个小官僚，或一个卖国贼。我们绝对不认为教育是万能的，但我们认为教育是最重要的，非常非常最最重要的。没有教育，就没有人才；没有人才，就啥都没有。即令把所有制造原子弹的秘密程式堆到柏杨先生面前，你就是打死我，我也造不出。
教育这个神圣工作的责任，几乎全部落到教习身上。吾友俾斯麦先生在普法战争后，自豪曰：「德国的小学教习使德国获得胜利。」我们不是说中学堂大学堂的教习不重要，而只是说小学堂的教习更重要，是他们打定了国家民族结实的基础。即令美奂美轮的楼房塌啦，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德国一样，被拆了个断垣残瓦，仍能够迅速再盖起来。
小学教习的重要，由于他们在洁白如纸的孩子们的心灵上，写下的是永不能磨灭的痕迹，这痕迹往往影响孩子们的一生。可是多少年来，教习的地位一天不如一天。教师节那天固然热闹得有板有眼，实际上连发个慰劳金，官老爷还要一网打尽般的把教习集合起来，一一验明正身。盖官老爷相信教习们都跟柏杨先生一样的诡计多端，如果不严刑峻法，定出纰漏。在这种情形之下，尊师重道也者，不过汤锅喂鸭子，只看见一张嘴。
然而，小学教习无负于国。就在今年（一九七七）十月六日，发生石破天惊的惨案。花莲县凤林镇的山兴国民小学堂跟凤林镇之间，隔着一条变化多端的花莲溪，平常有一个草草搭成的便桥，山洪爆发一次，该便桥就被冲垮一次，而这次不知道啥时候又被冲垮啦，反正溪的两岸住的都是三无牌──无权、无钱、无地位的朋友，所以不要说桥塌啦，就是天塌啦也没有人理。
十月六日那天，六位住在凤林镇的山兴国民小学堂的教习：陈国义先生、林实时先生、张箭先生、邓玉瑛女士、钟美月女士、陈淑娥女士，像往常一样，脱下鞋子，横渡溪水。想不到走到中流，溪水猛涨，陈国义先生和林实时先生，跌跌撞撞的在激流中翻滚了约二百公尺，总算命不该绝，勉强挣扎着爬出来。钟美月女士和陈淑娥女士一看情形不对，赶快回头。而可怜的张箭先生和邓玉瑛女士，却从此一去不返，等到人们再看到他们的时候，已是两具尸体。悲夫！
张箭先生任教已十六年，邓玉瑛女士任教仅仅六天。张箭先生是邓玉瑛女士的长辈，为了呵护晚辈，竟同归于尽，而邓玉瑛女士不过是暂时代课。这一对情同父女的教习，为了对孩子的爱心，为了尽到职责，他们每天涉水而过。报上说，即令在平常日子，溪流都水与腰齐。呜呼，那是一个什么场面，教习们每天一去一返，两次都要双手把鞋子和教科书举到头顶，踉踉跄跄在深水中试探着迈步，如果这是一个电影镜头，观众们会为他们的行为深切感动。可是，却从没有人理会他们，从没有人想到这一群国家墙角的石头，任凭他们受苦受难，而他们也沉默得像牛一样，对孩子、对教育、对国家，奉献出他们的耕耘，没有怨言，没有呐喊，最后更壮烈而悲惨的奉献出他们的生命。他们对国家付出的太多，国家对他们回报的太少。吾友甘乃迪先生曾曰：「我们不要问国家对我们做些什么，要问我们对国家做些什么。」这两位教习已对国家做了些什么，现在应该是我们问的时候啦，我们问：现在国家应该对这两位死难的教习做些什么？
这意思不是说要官老爷为他们请一群和尚道士，念咒起死回生。而是说，世界上什么东西都是可以购买的，只有一种东西购买不到，那就是对工作的爱心，和对所担任的工作无比的热情。死难的教习为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读者老爷不妨环顾一些大学堂的教习，有几个是认真在教学的乎哉。柏杨先生曾遇到过不少除了对教学没兴趣，对其他干啥都有兴趣的大学堂教习，忙着开会，急着当官，挤得头破血流，惶惶不可终日。而就在荒村僻壤，却隐藏着中华民族的宝，真正的中华民族的教师典型。
死者已矣，而就在此时，山兴国民小学堂才奉准建立两栋校舍──真是妙不可言，一条人命一栋屋。但总算有了两栋，比继续淹死人要好。但我们仍要建议的是，我们应该在溪流上修一条桥，并且为两位死难的教师建立铜像，像美国人为在硫磺岛上竖旗四勇士建立铜像一样。铜像应该是滚流中张箭先生绝望的用两只手拉着向下倾倒的邓玉瑛女士。──至于到底怎么雕塑，自有雕塑大师做主。
死难的两位教习所显示的正是中国教习为教育而牺牲的精神，正是我们日夜所宣传、所盼望，以及中华民族前途所寄托的精神。这个尊严的铜像，将永垂不朽，永远振动心弦。我们还建议这铜像应建立在教育部门口，现在教育部门口汽车倒不少，上星期柏杨先生去教育部找一位官老爷，就几乎被埋伏在花荫深处的汽车撞了个四脚朝天，我想那些玩艺只能代表教育部的官老爷很阔，不能代表中国的教育成功，有两位死难教习的铜像矗立在那里，一则可使官老爷抬头望明月，低头思责任；一则也让来宾（包括中国人和洋大人），对中国教习的爱心和责任心，留下深刻印象，那比弄一个锦旗献献，弄一个勳章纪念章挂挂，要意义深长得多也。
这建议不行的话（恐怕准不行，如果淹死的是教育部长，那就准行啦），我就建议花莲县朋友，应该自己动手。死者有知，两位教习在天之灵，从云端下望，看见他们所爱的孩子们的天真面孔，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