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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这些话，不是同情凶手，而是说这个问题过度严重，不是用那种方法就可以克服。卷在情杀案中的男女主角，把事情弄得如此之糟，和如此之惨，恐怕连自己都莫名其妙。报上千篇一律的说男主角恨女主角无情，女主角怪男主角单恋。呜呼，柏杨先生从不相信这一套，如果说女主角无情，她能陪你玩，甚至陪你睡乎？如果说男主角单恋，天底下因单恋而害病者有之，因单恋而顿萌杀机，血流成河者，不多乎焉。往往是一分爱产生一分恨，大致不爽。
一个失恋的男人，必须想办法使他不丧失理智。一旦等到他丧失理智，不要说民主时代的重典严刑他不在乎，就是专制时代杀头剥皮他都不在乎。男人们恋爱失败，多如恒河沙数，年轻的一代，谁没有失过恋耶？有的是真失恋，和女孩子有过海誓山盟，忽然半路里杀出一个程咬金，该程咬金先生有钱有势，又可把她弄到美国，便不得不痛苦万分矣。但有的年轻人却是假失恋焉，辛稼轩先生词曰：「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强说愁，硬说愁也，於是，某小姐昨天没有看我一眼，是变了心也；某小姐今早见我翻了觔斗，没有来扶，是狠了心也。
无论是哪一种失恋，既失恋矣，难过一阵子也就作罢，动手杀人者固不多也。为啥不多乎？在於赤手空拳没有武器，假如青年朋友们人各一枪，恐怕惨剧还要层出不穷。在台湾这个社会，能动刀动枪凶杀的人，皆非平常之辈，若柏杨先生想杀人，去哪里弄刀枪也哉？
人的本性是不是善的，圣人们研究了五千年都没有研究出道理，但有一点却应注意，一个人如果有致命的武器在手，千万不要把他激怒。常见有些人向正在喷火中的对方嘲笑曰：「你开枪呀，你手里拿的那东西摆什么样子呀，你要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就打死我呀！」呜呼，无论是仇人嘲仇人，无论是妻子嘲丈夫，无论是女主角嘲男主角。被嘲笑的一方，除非是白癡，或除非是韩信先生者流的英雄，恐怕是非杀之不可。杀人者固罪无可逭，但逼他非杀人不可的人，其恶行也不应宽恕。
对枪械子弹的加强管理，固是治标之法，但鑑於治本之不易，自应先从治标着手。而治本方面，莫过於有情人都成眷属。退而求其次，我们希望失恋的朋友，能不丧失理智。手边无枪，也是使他不丧失理智的一法。几乎所有失恋的男人都想同那个「无情无义」的「婊子」同归於尽，如果没有枪，过了几天，或是又遇见一张更漂亮的脸，或是自己豁然贯通曰：大丈夫只患事业不立，何患无妻？到那时，你便拜託他去行凶，他也不干。
性格与悲剧
柏杨先生早就不谈时事和新闻，盖一脑筋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着，明哲保身，安贫乐道的思想也。有权势的人物最欣赏儒家思想，如果每个人都明哲保身，都安贫乐道，他们便可以畅心所欲的乱搞矣。可是最近看报，凶杀案之多，实在心惊肉跳，并不是怕也挨刀挨枪挨手榴弹，这年头死虽容易，可是如果混到挨刀挨枪挨手榴弹，没有深仇大恨，谁肯费那么大的力气对付你乎？我之所以心惊肉跳者，盖时代的气压逼人如此，再严厉的刑法都没有用。气压不改，这类案子还要层出不穷，胆小如鼠的小民，还继续有可看的也。
昨天下午，柏杨先生往访某大官，他正在向一个泪流满面的科员发脾气，拍案詈曰：「我最痛恨你这种自命不凡的人，明明獐头鼠目，却以为一表人才，我这小庙敬不了你这大神，今天就滚。」事后向他探询，他曰：「他离开这里，就饿死他，他以为啥啥局可以收他，我一个电话，那边连报到手续都不会教他办。」当时我就用种种言语劝之，盖开革不开革是一回事，何必那么损其自尊，又何必那么展示威风乎？该大官纵声笑曰：「教他杀我好啦，报上不是天天杀人乎？我不怕，他敢？哼。」
呜呼，这种地头蛇嘴脸，便是造成惨剧的主要动力，哪一个挨刀挨枪挨手榴弹的大人先生，事前相信他会惨叫而死的？都是怀着「他敢，哼」的心理，结果才满身鲜血的抬到殡仪馆。一个人竟凭空有这种「必胜信念」，认为绝对可以战胜那些见了他都发抖的小人物，毫无怜悯同情之心，毫无戒慎恐惧之意，不把人当人，乃是天夺其魄。
从前有人向老僧请益曰：「师傅，进一步则死，退一步则亡，我应如何？」老僧答曰：「那么，你往旁边让一步如何？」咦，君尚记得台北永和镇那个教习杀校长的凶案乎？我们对那凶案无所评论，对被害人和凶手的人格，也都十分崇敬。但如果研究社会问题，便不得不借这个例子。那位校长先生，真是了不起人物，他曾说过，法院有朋友，警察局有朋友，报馆有朋友，警备总部也有朋友，反正是对方所有可以伸冤的地方，他统统有朋友，然后拍胸笑曰：「你奈我何？随你的便！」如果你阁下不幸也弄到这种悽惨地步，你像猪一样活下去乎？抑奋博浪之一椎，跟他拚命乎？地头蛇既把人前走之路堵住，又把人后退之路堵住，最后更堵住旁让之路，便是一个人人得而诛之的独夫矣。
一个人的悲剧，与人格无关，有些被人像剁烂泥一样的剁死，其人格固完整也。但一个人的悲剧，往往与性格密不可分，无论被害人或凶手，都是如此。张飞先生应该是一个典型，读者因受《三国演义》的影响（小说的力量大矣哉），对张飞先生颇有好感，不过，幸好我们没有和他同生在一个时代，否则恐怕有罪受的。陈寿先生对他的评语为「暴而无恩」，一个人「暴」，已够人发指，再对人无恩，那成了啥东西？岂不是一个凶恶愚昧的土匪头？其最后终於被刺，够人警惕。
所有的凶杀案，恐怕都跟被害人「暴而无恩」有关，尤其主要的是：「暴」尚可谅，「无恩」则不可忍。范睢先生当了秦国宰相，终於饶了他的老仇人贾须先生不死，乃在那一袍之赠耳。如果贾须先生在长安市上看见范睢先生衣不蔽体，自觉伟大起来，训上几句，或索性鼻中嗤之，扬长而去，或到处说范睢先生思想品格有问题，决不可用，恐怕他的老命早完了蛋。
分析的结果，似乎逃不出下列范围：部下杀长官（或老长官），仆人杀主人，地位低的杀地位高的，没钱的杀有钱的，没办法的杀有办法的，一言以蔽之曰：「光脚的杀有鞋穿的。」有鞋穿并不就是罪恶，但有鞋穿的人如果去故意猛踩那些光脚的朋友，仅在道德上讲，做人便不够厚道。报纸上一遇到某人被杀，千篇一律的都说他很好──他生前这也好焉，那也好焉，好的程度，连孔丘先生在文庙里都坐不住。实际上果如此乎？我们的社会风气是只论市场价格，而不论是非的，一个人出了纰漏，同样千篇一律的说他王八蛋。前年某站的副站长诱奸了一个村女，铁路局某官崽立刻说他有神经病──这一类的事多矣，只可自娱，不足服人也。
问题是，被害人却往往罪恶滔天，记者先生们去现场採访时，听到的并不是叹惜之词，甚至邻居亲友们还有些人在那里「大快人心」哩，把记者老爷窘得无法下笔。他总不能据实的把被害人说得一钱不值，那岂不是鼓励动刀动枪动手榴弹乎？
有学问的人总是责备光脚的人为啥不法律解决？柏杨先生也是主张法律解决的。可是，我们的法律能替光脚的伸冤乎？有鞋穿的人一鞋遮天，到处都有「朋友」，把穷苦之人逼得只有同上西天的一条路可走，被害人和整个社会，恐怕都不能辞其责。
官性兴旺
很多凶杀案，往往有其「不可忍」，和连旁让一步都被堵住的隐情。不过凶杀案发生之后，凶手或就逮，或自杀，舆论一致指摘，就把被害人说得可进圣人庙吃冷猪肉，把凶手说得天生坏胚。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遂被表面上的泛道德观念所埋葬。真相既不能明，徒勃然大怒曰：「此风不可长。」徒对凶手百般唾骂，判以严刑。那能止住「再来一个」乎哉？如果仅靠这一套便可以止住凶杀，世界上的社会学家都要跳井矣。
柏杨先生并不反对治乱世用重典，当然更不主张把凶手一律释放，然后再发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