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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报那一箭之仇而已，和抗敌不抗敌无关，和「二圣」还不还也无关。每一件奇冤都有神话替他顶缸，悲夫。
天下是不是有因果报应这回事，言人人殊，大多数人都认为有的，不过这种结论好像不太科学，有些人固然自食其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有些人却硬是没有食到其果，种的是瓜，得的是豆；种的是豆，却得的是瓜。偶尔有个家伙半路栽了一个筋斗，马上有人叹曰：「上帝的磨子虽是慢的，却是一直的在磨。」以表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其实即以柏杨先生而论，年轻时种种恶形恶状，早应天打雷劈，何以今天仍老来甚健，活的很好，而且因写杂文之故，自以为成了文豪乎？同样道理，那些现在在巴西焉，在美国焉，不时回国鼓励民心士气的正人君子，早都得害上大麻疯，倒毙在地狱门口。
事实上个人的因果报应决不可靠，但却铁定的报应在社会上，大家都努力自掘坟墓，虽然有些掘墓最力的朋友相机去巴西买了橡园，安安闲闲过日子，但大多数人却是被推进去，被活埋了也。即令天下有的是因果报应，似乎也不是中国小民心目中所流行的那种因果报应──天生注定要演出悲剧的那种因果报应，一世二世以至七世都惨死的那种因果报应。更不是鱼？虾蚧公报私仇，亡人之国并杀戮千千万万善良男女的那种因果报应。同样的，官逼民反就是官逼民反，不能用别的东西来搪塞，否则的话，穆万森先生杀了依铭女士，一定是上辈子依铭女士杀过穆万森先生矣。这种逻辑一成立，事事均有别人顶缸，不敢把罪归到凶手身上，成了凡是既成事实都是合理的现象，那才真正的是有权有势的朋友们的天下，小民无？类了也。
且走着瞧
《梁山伯祝英台》的电影轰动一时，然而历史上轰动一时的玩艺多啦，并不一定就可永恒，它只不过在半票观众面前有票房价值，并没有艺术价值也。柏杨先生自从写了短短一文，略加批评，就接到不少读者先生的信，有的大斥大骂，有的婉转解释，有的则因我不看中国电影而说我是卖国贼。关于卖国贼，实在不敢当，盖我即令想卖国，十块钱卖一斤，有谁要乎哉？盖卖国贼也不简单，有资格的才能卖，你我小民，卖不动也。至于说我不爱国，则为该二三流电影效命，拉低中国艺术水准，使国际间以为该电影就代表中国，就是中国人灵性的和艺术的最高造诣，才真正的是不爱国。从前宋玉先生对楚王曰：「有人在郢京唱歌，唱的是下里巴人，跟着唱的好几千人。后来他又唱阳春白雪，就不行啦，跟着唱的不过数十人。」有些读者先生曰：「难道那么多人都说好，还不是定论乎？」当然不是定论，便是再加上一千倍的人都说好，下里巴还是下里巴。如果说有人看便好，则《梁山伯祝英台》在香港便没有人看，赔的要上吊，岂不糟到了底。艺术不是民主政治，人多者胜；也不是官崽政治，官大者胜。不是说洋大人看了哭，便是拿破仑先生也跟着哭，便是尼罗皇帝用汽油桶代替眼泪瓶，票房价值也不等于艺术价值。
柏府最近新请了一位下女小姐，非常能干，而且欢喜看书，初来时一见柏府到处是书，芳心大悦，可是看了一本又一本，都只翻了几页就货归原处。问她为啥，她打哈欠曰：「没啥可看。」不但托尔斯泰先生，曹雪芹先生，纪德先生，没啥可看，便是柏杨先生的〔倚梦闲话〕，她也觉得不堪入目。我又介绍几本特价小说，她还是看不下去。可是忽然有一天，发现她埋头苦读，连饭都顾不得煮，一面烧菜，一面手不释卷，口中还啧啧称赞曰：「真好，真好。」不由大惊，过去一瞧，原来是柏杨夫人从大陆来时带的一本唱书，石印小册，书名曰《雷公子投亲》，盖老妻上过学堂，在乡下为一些目不识丁的村妇闲来念念的玩艺也。
「下里巴人」焉，《雷公子投亲》焉，《梁山伯祝英台》焉，大概五十步和百步之差。有一位先生曰：「照你说来，柏杨夫人也是该片影迷，她的欣赏水准岂不也低级？」咦，要是低级的话，不论是谁，如果柏杨先生努力推荐《雷公子投亲》，也是低级。看《雷公子投亲》的朋友，便是再多，其官便是再大，即令扼住柏杨先生的脖子，都不能说《雷公子投亲》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名着。可是，据说太太小姐们硬是喜欢女扮男装的调调。该电影自然非好不可，所有的读者先生来信都没有提过「梁兄哥」，大概和女扮男装一样，各有口味。
问题是，柏杨先生似乎顶撞的人太多，有一个朋友太太瘪嘴曰：「柏老，我们低级，看你多高级呀。」实际的情形大概不在于该电影好不好，而在于高级不高级，柏杨先生严重的伤害了半票观众的自尊心矣。三十年前的《渔光曲》，十年前的《热烘烘的太阳往上爬》，均曾风靡一时，而今安在哉。不妨心平气和，慢慢走着瞧可也，盖有艺术价值的必然永恒，必然持久，而只有票房价值的，恐怕过了几天你便再想不起来啦。
抓抓心里奇痒
男扮女装和女扮男装，有其社会的必然性，也有其群众心理基础。柏杨先生曾说，梅兰芳先生的时代已过去啦，偏偏有些学问甚大的人说没有过去。这成了硬抬杠，不是艺术讨论，我们就谈不出啥名堂。但任何一种现象都是社会的产物，那就值得研究。
英国有句俗话曰：「巴力门除了使男女变性外，无所不能。」这固强调了巴力门万能，但也反证出性别的严重。最近虽有医生可以动手术变性，不过成绩如何，还不知道，即令变性成功，也无碍性的固定性和稳定性。一个人生下来是男，这一辈子都得是男，别打歪主意变成多情少女，嫁个百万富翁享福。一个人生下来是女，也是上天注定要穿一辈子的高跟鞋，袅袅婷婷，别动脑筋去踢足球。迄今天为止，社会一直仍是以男性为中心，所以女人希望变成男人的多，而男人希望变成女人的少。君读过《三国演义》乎？诸葛亮先生率大军北伐，他的对手司马懿先生一看来头不对，仗既打不过，乃学了龟缩奇法，恁你叫骂，俺就是不出手。诸葛亮先生遂送了一套女人的衣服给司马懿先生，曰：「你要是大丈夫，就出兵较量。要不出兵，你就是女人，不妨涂上口红，穿上高跟鞋，扭给我看。」他以为司马懿先生受不了那种羞辱，非拍案而起，大干不可。想不到司马先生真有一套，说俺是女人俺就是女人，涂口红就涂口红，穿高跟鞋就穿高跟鞋，反正我就是不打仗。
呜呼，如果司马懿和诸葛亮是两位女士，而不是两位先生，诸葛亮女士气恼不过，送给司马懿女士一套西服，一条领带，她会以为那是一种羞辱乎哉？我们常看见女人穿着男人穿的西服裤子街上乱跑，没有一个人认为有啥不对。可是如果柏杨先生穿上旗袍，在马路上猛晃，恐怕要被警察局请去修理修理。故历史上男扮女装的不多，只有一位《水浒传》上的李逵先生，为了捉拿强盗，扮成新娘。另外还有一部电影，名《热情如火》，两个男主角为了逃命，也扮成舞女。除此之外，便只有梅兰芳先生矣。
我们在这里不谈梅兰芳先生的演技和他成功的经过，而只谈一件事，那就是他不本本份份的当一个男人，而忽然扭扭捏捏，学起女人，是啥缘故哉？即令有人给柏杨先生一块钱，叫我走路时摇屁股，说话时轻歪玉颈，我都不干。非我不爱钱，而是受不了那股麻劲。但梅兰芳先生却乐于为之，是他不知耻乎？抑有神经病乎？或是天生的喜欢那调门乎？恐怕都不是，而是社会有那种需要，他不过像开国皇帝们一样，应运而生。盖清末时候，政治虽然腐败，但却有一种规矩比现在严格，那就是无论大小官崽，绝不可以上酒家，更不可去北投，换句话说，不许嫖妓。一旦被人告发和妓女有来往，那就垮了个铁定。于是正人君子乃走法令的夹缝，不准我玩妓女？没有关系，我玩玩「相公」，总没啥可说了吧。这里的「相公」不是梁山伯先生那种「相公」；也有叫「相姑」的，指的是年轻貌美的男子，人见人爱的娈童也。
除了玩相公的风气，促使男女在外表上趋向混淆外，还有戏剧，对变性也有贡献。别看梅兰芳先生现在成了艺术大家，齐如山先生靠着他的余势，在台湾还吃了十几年。可是当初他的社会地位，比柏杨先生高不了多少。不要说清末民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