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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法国的法律，对马修先生的控告，非召开调查庭不可。参谋本部的官崽想用压力撤销该案，可是伊斯特哈齐伯爵却十分伟大，他反对用压力撤销，他说他的令誉不能容忍丝毫玷污，因而坚绝要求对马修先生的该项控诉，加以彻底调查。呜呼，在一些蠢血沸腾的群众眼中，还有比这更神圣更庄严的举动乎哉？全国新闻界一夜间把伊斯特哈齐伯爵捧的腾云驾雾。只有极小的一部份属于革新派的报纸，对伊斯特哈齐伯爵不利，Le Figaro报指出清单上的一句「我现在正在参加演习」，屈里弗斯先生当时并没有参加演习，而伊斯特哈齐伯爵却正躬逢其盛。该报还把「清单」和伊斯特哈齐伯爵的字迹制版，并排刊出，让读者自己比较。于是乎反屈的报纸被迫分为两大阵营，一个阵营咬定牙关，硬说「清单」根本不像伊斯特哈齐伯爵的笔迹；一个阵营则承认像倒很像，但他们有「可靠的情报」，说那是屈里弗斯先生模仿伊斯特哈齐伯爵的笔迹。
呜呼，即令证据确凿，胜利也是站在伊斯特哈齐伯爵这一边的，他大部份时间都消磨在各大报社里，提供国际犹太组织如何计画破坏法国陆军的使人瞪眼的情报，他把自己形容为一个光芒四射的正人君子；有坚强的意志，而且极端重视个人名誉。报馆里的人以及社会人士，再加上参谋本部的大小官崽，都被他搞的晕头转向，他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使人啧啧称赞，都被认为可以永垂后世。全法国都匍匐在他的脚下，恁他蹂。
法庭终于开庭，当伊斯特哈齐伯爵被带进法庭时，法官特别声明说，伊斯特哈齐伯爵不是来受审的。盖他的清白，早已经证实确定啦。法官又特别声明说，这次审判不是要判伊斯特哈齐伯爵的罪，而是要表彰他的无辜。换句话说，审判的不是被告，而是原告，天下之事，真是越来越他妈的怪。所以在法庭上，伊斯特哈齐伯爵乃是一个镇静的证人，他几次的高声喊曰：「凡我所说的，都和我的清白一样确实。」（哎哟！）这又是对人性的一个更重大侮辱，睁着大眼扯谎。他作此狮子吼时，肚子里快乐了没有，我们不知道，但他如果想到那些官崽和报纸竟被他装到裤裆里随意玩弄，一定会笑的肠胃都痛。
最山摇地动的场面发生在法庭判决伊斯特哈齐伯爵无罪之时，伊斯特哈齐伯爵步出法庭，千万群众夹道欢呼，声震屋瓦，那种热烈和疯狂，好像伊斯特哈齐伯爵是一个刚征服了德国的荣归英雄。军官焉，记者焉，以及每一个在场的男女老幼，一个个蠢泪齐流，一拥而前，把伊斯特哈齐伯爵抬起来，通过巴黎大道，沿途高呼曰：「伊斯特哈齐万岁！法国陆军万岁！」游行直到深夜，咦。
在表彰伊斯特哈齐伯爵的审判中，真正倒楣的却是毕加特中校，他奉到命令从非洲赶回巴黎作证，想一想便可想出他的狼狈和他的勇气。他是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现在却指证一个信誉清白的军官伊斯特哈齐伯爵是卖国贼，也就等于间接控告他的顶头上司，而硬替众人皆曰该杀的屈里弗斯先生洗刷。如果他的阴谋得逞，下自参谋，上至陆军部长，都得卷铺盖走路，这种切身之痛，使毕加特中校被恨入骨髓，全体同僚和所有长官，都把他视作大逆不道的眼中之钉。但毕加特中校并无畏惧，他以那明信片为证，支持马修先生的指控。惜哉，他是在秘密法庭上陈述，伊斯特哈齐伯爵一口咬定那明信片是伪造的，他所说的既与他的清白一样真确，当然非是伪造的不可。于是，毕加特中校不但帮不上忙，反而以泄露军机罪被捕，囚禁在瓦勒连要塞。
不但毕加特中校因这一状倒了楣，远在五千公里外魔鬼岛上的屈里弗斯先生，也因这一状跟着倒楣。监视他的卫兵增加到十三人，另外还特地为他建筑了一座监视海面行动的碉堡，顶上装着大炮，用以防备德国军舰前来救人。读者先生读到这里，千万别背皮发麻，要知道这种煞有介事的干法，并不是墨西尔将军和杜巴提少校真的相信屈里弗斯先生是间谍，而是「要错就错到底」的一意孤行心理，用种种手段，使世人相信屈里弗斯先生确实有点问题，这一套，中国人最为清楚。
然而，马修先生的败诉，毕加特中校的被囚，官崽群的大喜若狂，看起来正义的力量被埋葬，却想不到，也正是屈案的转捩点。整个欧洲都为法国叹息，曾经领导西方文明走上自由大道的法国，已完全失去理智。有一位青年朋友克里蒙梭先生（他就是后来有名的老虎总理）撰文曰：「历史上，从不缺乏反抗残暴专制势力的勇敢之士，但是向舆论挑战的人，必须具有更大无畏的英勇侠义精神。」于是，法国大文豪左拉先生挺身而出，那是一八九八年一月十三日，他在克里蒙梭先生主办的Lacrore 报上，发表了那篇名垂千古的〈我控诉〉。左拉先生和屈里弗斯先生素不相识，但他为他辩护。呜呼，这种侠义行为，在我们古老的中国，恐怕有点教人好不可笑，那不是「自讨苦吃」「管闲事」是啥？柏杨先生曾看到有些官崽动不动就「铁肩担道义」，结果道义越担越少，而自己的官却越担越大。像左拉先生这种把他的名誉、前途、身家性命都孤注一掷的干法，铁肩担道义的朋友一定不为。
左拉先生以一天两夜的时间，写成了〈我控诉〉，以其无比的睿智，揭发屈案的欺诈、混乱，和矛盾的黑幕，以锐利的笔锋指出参谋本部如何铸成大错，以及如何为了掩饰该大错而终至于沉沦于欺骗诈伪的血腥深渊。该文结尾时，他曰：「我控诉审理屈里弗斯案的第一届军事法庭，根据秘密证词判定被告有罪，而又不让被告获悉证词内容的行为，侵犯了人民的基本权利。我控诉审理伊斯特哈齐的第二届军事法庭，藉命令来掩护不法情事，和明知被告有罪，又故作无罪的宣判，构成严重的渎职，侵犯司法尊严。」他又曰：「我在这里所采取的行动，是专为加速真理和正义的爆炸，让他们来抓我上法庭吧，只要敢在光天化日下举行公开审判，我在等待。」
三封信
呜呼，这真是洋作家的干法，如果换了中国作家，刀锯在前，有哪个敢出面，又有哪个肯出面乎？法国虽有屈里弗斯先生的冤狱，但因它终于平反的缘故，并不失其光荣。而法国作家，才是真正作家，他们努力的目标是真正的真善美，而不是津贴或做官。左拉先生以他的荣誉和「前途」作孤注，去为一个漠不相关的卖国贼打抱不平，在中国社会，是谓之「傻」，是谓之「蠢」，是谓之「不识时务」。
左拉〈我控诉〉刊出后，该报当天就销了三十多万份，接到来自法国国内和国外的支持电报三万多封。然而，在参谋本部乌贼群指使运用下，蠢血沸腾的群众根本不肯睁眼仔细瞧瞧原文，各地反而开始捣毁犹太人的商店，公开焚毁〈我控诉〉的抽印本，更有些群众捧着脖子上拴着绞绳的左拉先生的塑像游行。全国绝大部份报纸都要求对声名狼藉的左拉先生，处以严厉的处罚。法国内阁真是束手无策，如果用「诽谤」的罪名控告左拉先生，就势必得重审屈里弗斯先生，因被告有权证明他的言论是事实。可是不采取行动，又着实下不了台。酝酿到最后，乃避重就轻，左拉先生在控诉中，不是有一项控诉第二军事法庭「奉命开脱伊斯特哈齐」乎，好吧，就告这一点吧，因只有这一点才不至于涉及屈里弗斯。
一八九八年二月七日，左拉先生出庭受审，受审的时间是十五天，该伟大的作家在随时都有暴动可能的群众围绕下，郑重的警告法庭，受审者不是他的本人，也不是屈里弗斯，而是法兰西共和国。他在答辩结束时，沉重的曰：「屈里弗斯是无辜的，我以我的生命、荣誉，以及我对法国文学的贡献，和我所得到的一切来担保，我发誓，如果他不是无辜的，让上帝夺去我的一切。屈里弗斯是清白的。」
当时，虽然听众人山人海，可是大家鸦雀无声，屈里弗斯案似乎要重新审判，但一个伟大的作家敌不住参谋本部的威望（「威望」两字真是一个恶鬼，既害人又害己），没有人相信那些国防脊骨，军队精英的军官们，竟会卑鄙到说谎和伪造文书的地步。而参谋本部也马上发出严重恐吓，如果法庭判决左拉无罪，他们就全体辞职。任何事情一发展到这种意气用事的镜头，便成了一窝刚下了崽子的饿狼，啥理性都没有啦。于是不管左拉先生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