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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把我们的祝福，转化为《爽》书序文，赠给李爽！
──一九九七？一二？台北
附记：为李爽着《爽》所写序文。
第十卷： 凤凰集
提要
《凤凰集》共三十五篇。本书主要叙述两大冤案及作者在《梁祝》上演之后的观感。「两大冤案」指日本的吉田石松狱案和法国的屈里弗斯冤狱。作者详细描述两案经过，在其中，政府官员自以为「政府就是对的」心态，牺牲了清白的良心，作者特别指出正义是不可违背的；还有为蒙冤者申诉的人士，其高尚的勇气与不畏强权的精神值得我们借镜。《梁祝》电影上映之后，得到许多热烈回响，柏杨却一反常态的称其观众为「半票观众」。「半票观众」之称由「半票读者」演化而来，乃指观众的情感「犹赖在浪漫主义的怀中，不肯断奶」，其所指责的是观众稚嫩的心态；「盖半票朋友欣赏的只是浮光掠影的声和色，再往深处，便领略不动矣」，此种看法曾引起轩然大波，但对于本国艺术欣赏的层次则应有所提升。另外，《梁祝》故事引自「七世夫妻」的传说，隐含了「争取婚姻自由，和对黑暗社会的反抗」，这是青年男女在「吃人礼教」下争取的喘息空间。作者再一步引申，「……民间最崇拜的七世夫妻，他们都是被迫而起。用自己的终身幸福和生命，向恶势力挑战，恶势力不仅指社会上那些不相干的人，也包括自己的父母」。七世夫妻「向恶势力挑战」的精神，与本书前两大冤案的意义相合，这种无畏的精神正是作者提供给我们的启示。
警政新猷
俗云：「有志不在年高。」同样的，有志亦不在内行外行，天下再复杂的事，遇到肯用心的朋友，都会变的简单明了。大概是气数使然，有些中国同胞似乎都有一个特征，就是颟顸而横蛮，所谓眼前欢而地头蛇是也。一旦权势在手，最初几天，天老爷还是老大，他是老二；过了几天，他就成了老大，天老爷却成了老二矣。干警察的朋友往往冒出这种嘴脸，小民固然叫苦连天，便是警察朋友本身，也没啥收获。问题是，历届警察首长却一直视若无睹，是何故哉？说来无啥奥秘，自私心作祟和权力中毒，使之头昏脑胀，脑胀头昏也。
台湾省警务处现任处长张国疆先生最初就职时，说实在的，一度使人紧张，盖大家含着眼泪，伸长脖子，天天盼，夜夜盼，好容易把前任处长郭永先生盼的卷了铺盖，却又来了一位和郭永先生同行的朋友。呜呼，以军尚可治政，当然可以治警。但小民们心头固直跳也，不知道再搞下去，还有啥更奇异的场面出现。然而，前已言之，有志不在内行外行，张国疆先生自到任后，一连串警政措施，和从前都不一样，而尤以最近两件事，使我们大为震惊，一曰：「宁可不破案，也不准刑求。」二曰：「警察唯检察官之命是听，不得喧宾夺主，擅自行事。」
张国疆先生说不准刑求，并不是说从前没有人说过不准刑求，从前当然有人说过，而且说过的家伙多啦，但都没有说到痒处。记者前去访问时，该家伙信口开河，油腔滑调，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说的是啥。而张国疆先生则深入而中肯，报载他在台湾省议会上答覆质询时，曾曰：「警察宁破不了案，也不准刑讯。」这是上帝特别赋给他的一种高贵灵性。柏杨先生府上曾一连串被窃被盗，报到台北市第四分局，他们一听说柏老受了损失，真是上天有眼，不禁大喜，自然捉不住小偷，追不回失物，我自然也怨声载道。但我宁可永不破案，也不愿他们随便抓一个可疑的朋友，把他打的屎尿满地。即令把我丢的东西全部打出来，我也认为那比不破案更为可耻。古圣先贤专门喜欢在文字上用工夫，发明了「无枉无纵」四个大字，这四个大字说来容易，做起来恐怕难上加难，反而成为暴戾份子的藉口，而把「无纵」放到第一位，成了破案第一，修理至上。柏杨先生举起巨手赞成张国疆先生的主张。呜呼，宁可错杀一百，不肯错放一人，是狗彘主义的干法，凡是人类，都不应允许自己变成狗彘也。我们希望的是：宁可错放一百，万勿错杀一人。人民垂泪跪恳的愿望，张国疆先生抢先言之，仅只有此一念，便可成佛。
第二件事做的更为感人，盖宁可不破案，也不准修理，是技术上的痛切改进，而张国疆先生顷又正式以公文规定办理刑事案件时，要受检察官的节制，则是观念上和本质上的痛切改进。该项公文说的明白：警察人员虽然兼有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身份，自有责任协助侦查犯罪，但无论如何，警察机关乃是辅助机关。按道理说侦查犯罪这项工作，应由检察官主持才好。可是道理是一回事，实行又是一回事。警察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往往以包饭的姿态出现，大展抱负，把天下当作己任，从头包办到尾，非弄个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不肯移送法院。如果不能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便使出手段，灌凉水，上老虎凳，拳打脚踢，疲劳轰炸，全部修理学出笼。盖一则面子有关，二则也觉得没有尽到职责。
而今有正式命令矫正这种毛病，这不仅是张国疆先生个人的贡献，也是中国警政史上最具有革新意义的一页。盖到处都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朋友；只讲力量，不讲是非，只有瓜才把已经吞到嘴里的巧克力糖吐出来。若换了柏杨先生当警务处长，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我决不会把包办伙食的差事和平出让。张国疆先生能在这一点上有此严正的措施，有此恢宏的胸襟，看起来不是每一个官都教人失望。
除了上述两件大事，柏杨先生还听说点别的。新闻界很流传一件有关张国疆先生大魄力的消息，说他自接任处长之后，便聘请律师，吩咐他的部下，如果有新闻记者胆敢乱发消息，或诽谤，或诬陷，就马上提出控告。这件事是不是真的，我们不知道。从前曾经有过警察轰轰烈烈告记者的事，好像是真的，可是后来每件案子都虎头蛇尾，不了了之，又好像不是真的。我倒十分愿意这件事是真的，盖警察固不能随便整小民，记者也不能随便整警察。目前警察受了委屈，似乎只有两条路好走，一是算啦算啦，老子忍下你的鸟气，只要我有的官做，受点气算屁，啥攻击啥指责我都不在乎。一是气的暴跳如雷，七窍生烟，甚至大病一场。正派的心灰意懒，不太正派的则和小流氓接接头，看看能不能揍他一顿，或捅他一刀。
反正是无论如何，警察受了欺负，或受了侮辱，而不能公平光明的伸雪，是国家的羞辱，也是社会的定时炸弹。小民们对警察一向一视同仁，偶尔有个警察告小民，真能把人的牙都笑掉，遂养成双方面的冷战和仇视。柏杨先生誓死拥护请律师告状的政策，过去那些政清讼简的时代，只能适合农业社会，工商业社会如果再用那种腐败的老脑筋去赞扬息讼，真是杀人不见血的凶手。既有争执，就需要有人替他解决；既有纠纷，就得分辨是非。一味粉饰太平，是作官的干法，不是作事的干法，读者先生以为如何乎哉！
吉田石松五十年
台北《联合报》登载了一篇该报驻日本特派员司马桑敦先生的东京通讯，标题是〈吉田石松五十年冤狱平雪记〉，是一篇最最有意义和最最有价值的报导，中国人不可不仔细拜读。谁要是不仔细拜读，谁就陋的很也。盖吉田石松先生的遭遇，是一种求生意志的搏斗，也是一种争取自由和自尊的搏斗。一个民族的气质，是不是力争上游，是不是一直在向慕真和善，抑是自甘堕落，择恶固执，死不回头。在对冤狱的处理上，可充份的表达出来。阿比西尼亚焉，沙乌地阿拉伯焉，以及其他什么什么国焉，他们历史上有没有冤狱，我们不知道，但当一个中国人，对冤狱该是最最内行，最最熟悉；见也见的多，看也看的多，受也受得多矣。文明之国，发生了冤狱，举国震动，初之时有人挺身而出为之辩护，结尾时有人代表政府向他道歉。只有堂堂中华民族，因有五千年传统文化之故，冤狱一起，恐怕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把头往脖子里缩，不要说没人敢挺身而出，似乎是连逃都恐怕逃的不远。
柏杨先生早就想写一本书，曰《中国冤狱史》，把中国的冤狱，从头到尾，一一记载。一旦此书问世，包管使你心花怒放，盖思一思想一想，中国冤狱之巨之多，好比驴毛，无妄之灾竟罩到别人头上，而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