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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发生意外。
保罗说他要去买本杂志，这是一件最平常的事，华苓看着他虎背熊腰、伟壮的身躯背影，在视线中大踏脚步消失，她没有什么预感，即令十五分钟后，航空站广播催促登机时，她也没有任何预感，她只匆匆的去书报摊寻找，又到隔壁一家酒吧寻找，她认为他已回候机室了，可是没有，再赶到酒吧，就在酒吧一间小房间里，有人正在为保罗做人工呼吸，急忙送往医院，已经与世长辞。
华苓的哽咽使我和香华伤感。我越来越怕听到朋友死亡。几乎每一个朋友的死亡都使我悲不自胜，感觉到人生像一声叹息。但我更关心的是自己如何死亡。台湾有位一度烜赫的老人，在癌症酷刑下，跪在地上哭求他的儿女打开窗子让他跳下去，反对安乐死的冷血份子应受到谴责，他把自己的所谓正义建立在别人无比的痛苦上。每次想到此事，我都泪流满面。而保罗是如此的走得安静，可以猜测到，他顺步溜到酒吧间喝一盅。他在他最喜欢做的事中，毫无痛苦的一去不返。仍活着的人固然伤感，但我为他喜悦。人，既不能选择如何生，又不能选择如何死，如果能选择，保罗之死就是仙境。
华苓在电话中说，薇薇夫妇正要出门接飞机时，电话铃响了，在电话中悲哀的母亲，告诉她恶耗。现在，蓝蓝、薇薇，和她们的夫婿儿女，已齐集在母亲身畔，我们只有祝福。
香华常告诉我说，她从没有见过一个外国人，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一个中国字都不认识，而只因为娶了一个中国妻子，就对中国如此的热爱，并延伸到对全体中国人的热爱。每当他把中国人想得那么美好──聪明、智慧、宽厚、勤奋吃苦而从不抱怨、热情、好客时，香华和我都忧心如捣，唯恐怕他看到使他失望的一面。庆幸的是，他始终是那么包容。一个人幸福不幸福，应观察老境，华苓告诉我：「你是一个幸运的男人，上帝待你不薄。」我同样告诉她：「你是一个幸运的女子，上帝待你不薄。」她也承认，并且无意掩饰她的喜悦说：「保罗是美国最后一个好人！」中国移民在西方，始终是边缘人，很难进入中上层社会，而华苓是少数中的少数，在他们夫妇爱情的结合中，华苓事实上是一个亲和力很大的台柱，使保罗的民主党高阶层朋友，包括前任总统卡特先生在内，都接纳华苓，而两个女儿的孝行，当保罗有病时，她们在旁衣不解带的伺候，在美国是一件大事，保罗这位日耳曼裔的美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印象，更为深刻。
然而，保罗完全不懂中国人的势利取向和窝里斗的严重性，以致他热爱中国人的结果往往使他啼笑皆非。大陆在一段长时间里，视华苓夫妇为上宾，可是有一天华苓在一本书中把台湾称为ＲＯＣ，特立专章时，大陆立刻翻脸，尤其正逢她们夫妇先后退休，已没有力量提供别人出国的机会，更雪上加霜，她们一九八七年大陆之旅，保罗就不了解他热爱的中国为什么变得如此冷漠！
而在台湾，跟美国断交之后，国际作家写作计划因是国务院的机构，奉到的指令是改邀大陆作家，台湾遂被淘汰。保罗为了维持台湾的两个名额，费尽心机向工商界募款，可是台湾的回报却更为有趣，文化特务抨击他们不该邀反动作家，并坚称保罗家里悬挂毛泽东先生的照片；爱荷华的若干中华人，甚至在报上刊登启事攻击，他们只要走几步路就可到保罗家看个清楚，但他们畏惧自己的眼睛，宁可相信别人的嘴巴。而在台湾，国大代表钟鼎文先生在报上把爱荷华的经费来源的国务院，诬指为花花公子杂志，指控保罗夫妇对中国文化是包藏祸心。在此稍早，保罗夫妇来台北时，电视台已经录影访问，临时却不准播出，接着稍后，则不准他们入境。一九八六年，我曾为了他们的回国，分别会晤过几位高层人士，包括当时的教育部长李焕先生和当时国民党文工会主任宋楚瑜先生在内，都认为保罗夫妇应受欢迎，但仍拖延了半年之久，最后还是《中国时报》发行人余纪忠先生出面，但也经过不少的不愉快的过程，保罗夫妇才能有前年的访台之行。
保罗无法了解中国人的复杂面。三○年代抗战时，美国众议员周以德先生全力支持中国，被他的同僚称之为「来自中国的议员」。当时，报上曾说：如果他支持的是日本、英国、罗马尼亚，他的书房会堆满该国人民的感谢函件，只中国没有反应。事实上，也有中国人写信给他，不过却是责备他支持国民党，而不支持土地改革、既民主又自由的共产党。保罗假如知道这段往事，他一定对他的这一点点遭遇，哑然失笑。
我无法形容保罗对华苓的爱，因它无所不在，当华苓知道我和香华相处的情形时，她总是大叫：「对对对，保罗也是那样。」在爱荷华，华苓家是中国作家的聚会中心，有时能谈到半夜。从前，我一直是一个烟枪，一天至少四包，几乎连吃饭的时间都在吞吐，而大陆作家谌容女士和徐迟先生，烟瘾同样很重，吸烟朋友都知道，身上突然间没有了烟，是如何痛苦。有一天，我们谈到午夜一点，兴犹未尽，可是，烟已吸完，没有烟等于没有氧气，霎时间，大家都坐立不安，起身告辞，这对难得一聚的好主人华苓是件扫兴的事。稍后某天晚上，保罗告诉我，他特地买了一条烟放在客厅，保证我们吸到天亮都吸不完。我抚摸着那条烟，忍不住告诉他，这就是爱！保罗从不吸烟，又不懂中国话，但他为了中国妻子，却长期坐在烟雾之中，听中国作家用一种奇怪的语言说个没完，这要有多大的忍耐。保罗而今远去了，我怀疑他的心脏病是不是和中国作家太多的烟有关。不过，保罗的肥肿是一个信号，中国有句俗话：「男怕穿靴，女怕戴帽。」似乎有点道理。
保罗永去，但我耳际仍响起他常说的唯一一句中文：「吃饭吧！」和叫过「吃饭吧」后响亮而得意他也会讲中文的爽朗笑声，这笑声使香华和我，永远怀念这位老友！
──一九九一？四？一○？台北《中国时报》
淡边村见四妹！
──十年前，「穿山甲人」张四妹从吉隆坡飞到台北治疗……今年六月，柏杨再度与她见面……
一个「穿山甲人」的故事，使马来西亚的中华人和台湾的中华人，切身感受血浓于水的无涯亲情，这是一种身不由己的认同、骨肉连心。十年前，当「穿山甲人」在《中国时报》和长庚医院负担全部费用情况下，从吉隆坡飞到台北医治，使那一年成为台湾新闻界的「张四妹年」。张四妹，正是「穿山甲人」的本名。她身患奇病，家境穷苦，来台湾后，她受到有生以来第一次彻底的检查治疗，和有生以来第一次最多陌生人的关爱，大海般的血缘热情，使她觉得她像公主一样的幸福快乐。一些好心肠人士，和追随在侧的一些新交的朋友，他们最初震惊于她的丑陋，继而震惊于她的善良，终于产生深厚的感情。那时候，台北大众几乎异口同声的向她提出邀请，说：「四妹，你一定要再来啊！」有的甚至明确的要求，说：「四妹，明年国庆日你一定要回来参加啊！」好像只要四妹愿意，大家就可以在台北旧地重逢。我总是避免说这样的话，并且尽可能的劝阻别人说这些话。大人们常常毫不经心的顺口答应孩子明天或后天看电影，他不知道孩子们天真的每一分钟都在盼望，一旦时间来到，大人不能兑现时，徒使孩子失落沮丧。我知道四妹再来台湾是不可能的，而台湾朋友去马来西亚看她更为幻梦，因为我们之间隔着的是看得见的汪洋大海，和看不见的汪洋大海。那年（一九八二）秋深，治疗告一阶段，她离开了她祖籍的国度，回到她父籍的国度。在意料中，世人逐渐的把她遗忘，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变化，进入竞争剧烈的工商业时代，仍记得这位受苦受难姐妹的人，越来越少，但凡是记得她的人，一提起来，仍是心情沉重。
十年后，整整十年后，今年（一九九一）六月，我应邀前往马来西亚讲演，我不敢说我答应前去是为了要看四妹，但我立刻向主持人唐彭女士要求给我一个和四妹会面的时间──不是要四妹来吉隆坡看我，而是我去淡边看她；我去看她，要比她辗转搭车看我方便多了。我想，在她家里，才可以静静的谈话。唐彭女士满口答应，但她无法躲开媒体，因为她用来和通信的传真号码，正是《星洲日报》。所以在我到达马来西亚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