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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年来，天天派出天兵天将，有去无回，也终於有一天，灵霄宝殿上，只剩下他阁下一人坐冷板凳。柏杨先生如果不赶紧回头是岸，老想那一锭银子，惨事就会从戏台上搬到戏台下，说过的话又说一遍，谈过的事再谈一次，甘露寺老军的嘴脸，栩栩如生，而读者老爷就是赵云先生，最后忍无可忍，终会吼曰：「好老头，你就会『外穿锦袍，内着铠甲』呀。」性情慈祥的，不过袍袖一拂，性情凶猛的，可能再顺手抄起一根柳条棍。我老人家既不敢骂你是非洲来的，只好蹲在墙角哎哟，懊悔不迭。於是，左一思右一想，与其将来劳你张牙舞爪，不如现在见好即收。
吾友高信疆先生，曾在一个座谈会上，提出「作家折旧率」，这是有史以来文学评论家最突破性的发明。一辆崭新汽车，只要开一公里，就折旧一成。十万公里后，折旧一半。超过百万公里，就成了扔到野地都没人要的废铁。作家也是如此，读者老爷的欣赏水准不断提高，而作家老爷如柏杨先生之流，老狗如故，变来变去，左写右写，仍是「老哥容禀，明天甘露寺，御宴相亲，刘皇叔可要外穿锦袍，内着铠甲，给他来一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命运就跟跑过百万公里的老爷车一样，恐怕是非打入十八层地狱不可。此所以六○年代的作家，继续执笔的很少，五○年代的作家执笔的，更绝无仅有。似乎只柏杨先生一直挣扎踢腾，固然是天纵英明，但也是因为饿得发慌，泼皮大胆。
呜呼，生活逼人，明知不妙，仍要前闯。从前张恨水先生写完《啼笑姻缘》，鑑於《续红楼梦》《再续红楼梦》的覆辙，指天发誓，在报上正式宣佈说，决不写《啼笑姻缘续集》，但他不但写了续集，还写了三集，形势比人强，使他欲罢不能。柏杨先生只有一点跟他不同，他阁下是为了有人恐吓他，他如不写，别人就要代写。而我则安如泰山，没人动我的念头，使我觉得大事不好，不得不增加脸皮厚度的，乃与肚皮有关。铮黄戎拢酪卸几桑慰雎袈粑脑铡Ｕ飧枨幸烨ぶ睿灰腥烁医韪遥揖透医瑁恢灰嗉弦惶煨娜砻婺郏皇蹦ゲ豢揖鸵ё〔环拧！度辶滞馐贰飞下矶壬芯湓唬骸溉绻荒钗恼拢鍪乱担母龈愎僮觯俊拱匮钕壬锥灾唬骸溉绻慌栏裰剑丛游模母龈曳钩裕俊�
反正八十岁留鬍子，大主意自己拿。折旧虽然折旧，我还是以全新的进口货亮相，读者老爷总不好意思真的拂袍找棍吧，谁要铁面无私，真的拂袍找棍，那就太不够朋友啦。
住手！
──只有身怀绝技的人，才会把羞辱硬当成荣耀。
台湾宝岛上，只有两个人认识侯仰民先生，一位是我柏老，一位是杨纳福。我跟杨纳福先生小学堂时同班同学，可是杨纳福先生来台之后，官拜将军之职，身统大军，威风凛凛，而柏杨先生却猛爬格纸，只会招灾引祸。杨纳福先生从小循规蹈矩，不知体罚为何物，而柏杨先生几乎是天天挨板子，哭叫之声，使全班垂涎。
我老人家从小就喜欢算术，小学堂三年级时，女教习在黑板上出了一个题目，谁都不会，只有我老人家会，教习就把她手里用的粉笔作为奖赏，使我对算术更兴趣高昂。想不到五年级时，侯仰民先生──就是天天向我下毒手的元凶，担任我们的级任兼教算术，於是噩运来临。偶尔一次，我算错一题，他阁下就把我叫到讲台之上，狠狠打了五下手心，把我对算术的兴趣，打得无影无踪。而这「五下」也就成为挨打国宪法，每次一律五下。因为每天都有算术，每有算术，都要缴一次习题，每次习题，我准有错，他阁下在「都是为你好」的招牌之下，名正言顺兼理直气壮的，每天都大动干戈。我也曾力争上游，可是，他阁下的板子太厉害啦，使我对算术由恐惧而厌恶，成了恶性循环；我越不会，他越打；而他越打，我越不会；除了长期保持双手红肿半寸的世界纪录外，到了今天，连九九乘法表都背不熟。偏偏各级学堂入学考试，都是非考算术不可的，算术的魔爪遂抓住我终身不放。我不但在功课上力争上游，被侯仰民先生打得走投无路之后，也曾想尽方法，讨他的欢心。有一次，他练习篮球，一连投进两篮，我拣到球，不敢自己去投，可怜巴巴的再传给他，谄笑曰：「请投进第三个呀。」这句话不知道犯了他哪条筋，他翻脸曰：「你怎么敢侮辱老师？跟我来。」我像一只待宰的小羊，浑身哆嗦的跟着到了他寝室。他一面轻松潇洒的玩弄那个可怕的板子，一面斜眼问曰：「你说，打你几板？」我心里淒凉的喊，最好不要打，但我不敢出口；又想讨饶，也一时磨不开。可是他阁下一直追问，我只好回答，猝然曰：「随便。」我的意思只是请他阁下定夺，可是他立刻暴跳如雷。喝曰：「我就是打你这个『随便』。」这次却没有按照宪法行事，他的板子照我手上、背上、腰上、屁股上，飞舞而下，最后，我只好双手抱头，蹲在墙角哀号。
那时，柏老才十三四岁，童心中就立下血誓，我要报复。可惜，我没有报复得成，并不是我宽恕了他，而是当我四年后考进高级中学堂，人强马壮，回乡找他比武的时候，他阁下已翘了辫子，不禁兴起伍子胥先生听到楚王芈弃疾先生翘了辫子时，那种失望之叹。去年（一九八○）年底，杨纳福先生还问我曰：「如果侯仰民还活着，你会不会对他动粗？」我曰：「从前会，现在当然不会，一拳下去，准吃人命官司。」他曰：「那么，你不恨他啦。」咦，这算啥话？我岂止恨他，而且恨他入骨，我虽不动粗，但我会唾他的脸。
呜呼，体罚固然使一个人身体受到创伤，施行体罚时那副凶恶的嘴脸，更使一个人心理受到创伤──是一种鲜血淋淋，永难癒合的创伤，它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性格，或改变一个人的人生方向。对於侯仰民先生，我老人家本来应该作圣人状，宣称我已原谅了他的，一则是他早已完蛋啦；二则是我正好趁水和泥，使聪明才智之士瞧瞧我真是温柔敦厚呀。何况侯仰民先生那时刚刚初级师范学堂毕业（初中程度），年纪也不过二十一二岁，还是一个未成熟的大孩子。可是，我不原谅他，每一想起他攒眉怒目，情断义绝的青面獠牙，三百六十五日如一日的，殴打一个哀哀无告的穷苦孤儿，我就咬牙切齿。
就在柏杨先生咬牙切齿之际，忽然传出一连串奇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堂接受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的委託，调查大家对体罚的意见，提出报告说，百分之九十一的教习，百分之八十五的家长，及百分之八十的学生，都认为只要不造成伤害，适当的处罚是应该的。这个调查表示，开揍的和挨揍的，跟赤壁之战周瑜和黄盖一样，两情相悦，一方面愿打，一方面愿挨。中国心理学会和中国心理测验学会的联合年会上，也提出讨论，与会的若干侯仰民型的朋友，在学院派魔术名词的云雾中，要求把现代课堂，恢复成为古代刑堂。而身为台湾省政府主席的林洋港先生，跟柏杨先生的命运恰恰相反，在台湾省议会中，现身说法，说他小时候读书，就是因为教习把他打得哭爹叫娘，他才获益良多。国立阳明医学院教习刘家煜先生，还要建议教育部，认为教习对学生，可以作适当的干活。
最精彩的还是台北《自立晚报》记者杨淑慧女士的一篇特稿，标题是：「爱心乎？体罚乎？运用得当最为重要。只要避免学子误入歧途，教育当局何需硬性规定。」文中有一段留芳千古的话，她报导曰：「据了解，台北市某着名国民中学一位男老师，他的『教鞭』和『教学』同样有名，上课的第一天即在教室中安置好籐条（柏老曰：好一个大刑伺候的场景）。然后和学生约法三章，每次考试距离标准成绩几分，就打几下。结果，这位老师的班级，成绩总是特别好（柏老曰：也就是升学率高）。他的大名全校响叮噹（柏老曰：他如果在讲台摆上铜铡，大名叮噹的恐怕能响到伦敦）。学生都期望让他教（柏老曰：这得作一个科学调查才算数，不能用文学的笔法）。许多毕业后的学生怀念的竟是『排队打手心』（柏老曰：刚考上联考的老爷老奶，还可能有此一念。以后下去，恐怕不见得）。足见实施体罚与否，并不重要（柏老曰：在该响叮噹的教习看，恐怕是实施体罚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体罚所带来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