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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又回到原处，把袖子一卷──读者老爷莫急，他袖子一卷不是打架，而是就往该朋友车前一躺，结果花了五十元才买他爬起来。
另有一件供贵阁下娱乐的事，发生在前年夏天，柏杨先生于该天到台北厦门街找朋友借钱，就看见了一幕。一个眼看就要倒楣的家伙，开着他的老爷汽车，停在平交道栏杆外面，恭候火车通过。他倒是没有撞人的，可是，他不撞人，人却撞他，一辆风驰电掣的人力三轮车，从后面赶来，煞车不住，从旁边擦过，勇敢的撞到该老爷汽车的车头上，车夫先生的袖子被粉碎了的照后镜刮破，当然也流出来一点尊血。好啦，这就够啦，他下了三轮车，悲惨哀号，好像美国印第安人已驾临台北，要剥他的头皮。人群闻声云集，一齐怒吼曰：「你们有汽车的人没有一个讲理的，把人撞成这个样子，还不在乎呀，拉下来揍他。」该倒楣份子只好赔了一百二十元。
这两个故事使人垂头丧气，南京东路那么一撞，当然欺人太甚，但三轮车踏到快车道上，同样也欺人太甚，而快车道上突然出现了三轮车，三作牌却没有看见，就未免难为情啦。厦门街一剧，证明中国人已丧失了思考和判断能力，只论强弱，不论天理国法，穷苦的三轮车夫如此，蠢血沸腾的群众如此，二抓牌不用说，更是这个调调。呜呼，除非你有势，你就很难有理，有理也没处说，说啦也没有用。中国人最大的特点是，不按事实判断是非，只按直觉判断是非。脚踏车撞了行人，脚踏车再有理也没理；汽车撞了三轮车，汽车再有理也没理；汽车撞了行人，那就更没有个完。
同样情形，行人不守交通规则也是车祸的主要原因，一个十八世纪农业社会的腿，最好走十八世纪农业社会的路。要走二十世纪工业社会的路，似乎就得换上二十世纪工业社会的腿。有些朋友走路就好像得了低头疯，《儒林外史》马二先生逛庙会，形容曰：「他不看女人，女人也不看他。」低头疯则是「他不看车子」，如果再碰到「车子也不看他」，就头破血流矣。
压死活该
在农业社会中，交通不便，行人稀少，普通一个县城，来来往往，不过那么几个人，而且都是步行，你撞我一臂，我碰你一肩，没啥了不起。偶尔有个骡车经过，立刻万人瞩目，早就避开啦。同时骡车的速度比起汽车，简直不能比。即令没有远远避开，临时一跳，也还来得及。这还是较大的城市，如果较小的城市，像甘肃河西走廊的那些县份，若山丹，若玉门，在十字路口站了半天，都难看到一个走动的影子，景象凄凉，更不在话下。在这种马路上，当然怎么走都可以，直走固没人说啥，横走倒走，也悉听尊便，除非忽冬一声掉进水沟里，不会有其他祸事也。
有些人到了纽约，有点不惯；有些人到了台北，也有点不惯；不要说噪音能把人吵疯，仅只到大街上走那么一趟，他的尊腿如果仍是十八世纪的腿，他就得十分痛苦。现代的尊腿在穿过马路时，就得跟贼先生一样，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身手俐落，当机立断，如果仍坚决的复古，安步当车，早晚会有一辆汽车感动得猛吻他阁下，以示拥戴。
报上说警察局已对十八世纪的腿，采取行动，有若干乱走的朋友，被罚扫大街，这是一个菩萨心肠的处罚。但柏杨先生不赞成扫大街，盖扫大街类似体罚，于法无据，而执行者要面对着受罚者，势必严重的伤害了受罚者的自尊心，会结下无聊的仇恨，产生无谓纠纷。而且一扫就是几个小时，等于妨碍自由──而且是侮辱性的妨碍自由。只要罚钱就行啦，这比挖他的肉还要使他心痛。有人说，罚钱有缺点，有钱的朋友根本不在乎。我想这只是技术问题，不是原则问题，一个拥有三千万元的哼崽之辈，罚他一块钱当然不在乎，但罚他两千五百万元，他就在乎啦。当然，法律上不可能罚这么多，但可以罚到最高额。它主要的好处是只教他心疼，而不会引起他对三作牌私人的反感。一个十八世纪的腿，经过两次严重的罚款，准能把它变成二十世纪的腿。
柏杨先生忽然想建议立法院，应该制定一条法律，凡二十世纪的汽车撞到了十八世纪的腿者不罚。给汽车司机颁一面锦旗似乎不像话，但总不能罚。盖错不在他也，社会上必须有是非，「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不能因为外在的大小不同，连是非都跟着变。
仍是一句老话，只要遵守交通规则，车祸就绝对可以避免──至少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四十公里的时限是随时可以煞车的，凡煞不住的都是超速。行人如果有两条二十世纪的腿，他就不致晕晕忽忽，乱闯乱荡。
中国同胞撞伤或撞死了人，往往撒鸭子就跑，而美国同胞便很少这种现象（不是真的一个都没有，请别抬这种瞎杠），非美国同胞全是神仙，中国同胞道德沦丧。而是有两种原因，使美国同胞比较厚道也。一曰，他们在车祸中可以得到是非的判断，司机老爷不怕不可理喻主义，只要有理，他跟被撞的家伙一样，同受法律和舆论的保护；不会像在中国，只要汽车撞了人，司机就铁定的要倒楣。二曰，美国同胞样样有保险，一切都由保险公司负担。呜呼，一个司机老爷，月薪能有几两银子？不小心出了节目，真是哭皇天都没有用。前些时一个小孩子被撞驾崩，除了棺材费外，还赔了四万元，一个司机要想赚到四万元，恐怕得四年的时间不吃不喝。如果没有撞死而只撞伤，麻烦似乎还要更大，司机老爷惊恐之余，把鲜血淋淋抱到台大医院急诊室，而台大医院是有名的杀人找不到凶手的地方。古人有先礼后兵之法，台大医院虽然是国立的，却是先钱后医。司机老爷当下就得卖裤子，以后的日子就更难过，仅医药费就受不了，仔细一想，还不如当初一溜了之。正因为后患无穷，所以有些司机老爷能溜就溜，假如每辆汽车都有意外保险，他就实在没有溜之的必要，盖无孔不入的保险，能使人类善性的本质，得到鼓励和发扬。
我们的人寿保险，已出了花样。产物保险，也非常奇怪，嘉义大地震，保险公司竟然联合拒付；宜兰大火，保险公司也竟然联合拒保，说出的理由一火车都装不完，其实两句话就包括尽啦，曰：「万方有罪，罪在客户。」汽车保险有没有撒赖的，柏杨先生不知道，将来如果好运当头，当再向各位读者老爷介绍。
嗟夫，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基本规范，这规范在外行人看来，既稀松又平常，但在本行业之中，却十分严重，不但十分严重，而且关系着该行业的兴衰，当这些基本规范或被制定为法则，或被容纳于行为，成为本能的一部份时，我们可以根据这些规范被遵守的情形，来判断当事者的价值和份量。
好比说吧，「盗亦有道」，强盗朋友对局外人固然吹胡子瞪眼，乱搞一通，但强盗朋友自己人之间，照样讲道德说仁义。皇帝老爷坐在金銮殿上，固然用道德仁义要求他的臣民，强盗老爷坐在忠义堂上，也同样用道德仁义衡量他的伙伴。你阁下一旦走投无路，身无分文，计画偷点什么，想跟柏杨先生光荣合作，由你阁下摸进大门猛俘，由柏杨先生在墙外把风。我如果灵机一动，接了两件钻石项链之后，一瞧三作牌来啦，连暗号也不打，就脚底抹油，而把钻石项链下了腰包，恐怕你阁下捅我刀子时，就义正辞严。
──强盗不遵守规范，就永远成功不了伟大的强盗。
抄风和套风
文坛上也是如此，作家学者虽不是强盗（这可不是说作家学者的人品比强盗高，而只是说作家学者们的胆量大多数都比强盗小），但作家学者们也有基本的立身之道。不管写得好也罢，写得坏也罢，写的是哥哥爱妹妹鸳鸯蝴蝶派也罢，写的是谁看啦都出汗的现代派意识流也罢，有一点必须要大义凛然的，那就是，不能当文抄公或文套公，不能抄别人的作品，也不能套别人的作品。再名震世界的作家，一旦发现他的作品是抄别人的，或套别人的，他就砸锅矣。以莎士比亚先生之尊，当然举世无匹，谁提起他都会脱帽致敬的。可是一旦泄了底细，他的作品竟然都是──不要说都是啦，只要有一两篇被证明是抄他老友柏杨先生的，他就得卷铺盖。
自从一九五○年代开始，二十年来，抄风和套风颇为茂盛，有些是抄古人的（其实也古不到哪里去，顶多是○○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