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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世纪九○年代之后，隋王朝发明了新的考试制度──科举，规定只有本县的知识份子，才能在本县考试。问题就跟着来啦，甲县的教育程度高，人才济济。乙县的教育程度低，识字的没有几个。但名额却有限制，甲县的青年才俊，遂大动手术（大概类似乎台北就学儿童的乱迁户口），前往乙县应试。乙县当然严密防范，一经查出，称之为「冒籍」，除了要开除大吉外，屁股还可能有挨板子的艳遇，一顿板子下来，至少哎哟三天。
然而，这些都是想当年的破铜烂铁矣，我们已踏进二十世纪八○年代，产生并维护「籍贯」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因素，早已片瓦无存。奴隶没啦，惩治逃兵不必押解回乡，民主政体选举的结果，官员都是本地乡亲，考试制度完全开放，河北年轻人跑到广东参加联考，没有一个人过问，只要有两下子，照样头名高中。按理说，「籍贯」的基础既不存在，它也应该魂归天国。想不到它不但没有魂归天国，反而在我们社会上，到处挺屍。呜呼，聋子的耳朵虽然没有用处，却跟美容有关，不必把它干掉。「籍贯」则不然，它不但跟美容无关，干掉它反而更增妩媚，而且在实质上还帮助肠胃消化。它阁下已完成历史任务，应该去坟墓安息啦。
官老爷可能考虑到「籍贯」与选举有点牵连，某省产生若干委员，某县产生若干代表，如果不标明籍贯，怎么选举乎哉。咦，纵然贵阁下的籍贯是湖南，如果回到湖南，不住够法定的年数，你也选不成。而柏杨先生的籍贯是河南，在贵湖南住够了法定年数，我想选张三就选张三，想选李四就选李四，想选王二麻子就选王二麻子，盖选举根据「户籍」，不是根据「籍贯」也。呜呼，在新生代的小朋友身上，更可看出「籍贯」的毫无意义，广东省年轻人对广东省一无所知，江西省年轻人连江西省在哪里都摸不清。如果仅靠着「籍贯」来慎终追远，那就更其乱如麻。河南人是从山西省洪洞县（吾友苏三女士起解的地方）大槐树下摔锅片摔到河南的，福建人更多半是八世纪时的河南人，台湾人更多的是来自福建、广东。为啥只慎终追远后半截，而不慎终追远前半截乎哉？有本领的人千万解释给我们小民听听。如果前半截也算，台湾人籍贯应改为福建、广东，福建人籍贯应改为河南，河南人籍贯应改为山西，山西人籍贯应改为匈奴和沙陀矣。呜呼，累死人啦。
我们的愿望是，把「籍贯」一笔勾销，只记载「出生地」。欧美朋友都是只记载出生地的，照样办他们的选举，而且办的更漂亮。「籍贯」在今天唯一的功能，是加深并加宽地域观念的洪沟。当我们的物质文明正拚命的现代化之际，精神文明上，也应该紧跟着现代化，千万别紧抱住殭屍不放。
一位朋友以真知灼见的声调曰：「即令取消了籍贯，也不能消灭现在的省籍的和地域的观念。」呜呼，谁说可以消灭了哉。泥土的芳香，故园的眷恋，「根」的追寻，正是人类异於禽兽的特有情操。取消「籍贯」的记载，只不过使地域观念不至於发展到危害向心力的程度。而且，泥土的芳香和故园的眷恋，事实上只是童年的怀念。老一辈怀念的是他们儿时的乡土，因为工商业发达和交通太过於方便，所以新生代怀念的则是台北的圆通寺，高雄的大贝湖。不要把孩子的乡土硬生生的跟父母的「籍贯」结合，那时代已一去不返。
我们建议取消「籍贯」，只记载出生地，不在急功近利，而在培养中国人开阔的胸襟。现在已是太空时代，还有人坚持着在小圈圈的「籍贯」里跳来跳去，实在使人着急。在八○年代中，我们愿看到「籍贯」化为乌有，而各省各县的同乡会之类，也都该停止营业。文明进步神速，说不定九○年代，出生地只记载国别。到了二十一世纪，出生地恐怕只记载「地球」就行啦。
分而食之
──中国人应有拒绝吃别人口水的权利，和不在饭桌上抢东西的尊严。
八○年代第二愿是──吃饭分饭。
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有太多的奥秘，教人越想越糊涂。即以吃饭的方式而言，至少就发展出两大形态，一是洋大人的分而食之，一是中国人的聚而食之。为啥形成这两大差异？当初是哪位太乙真仙捣了那么一下鬼，捣的如此这般的截然不同，真需要专家学人，追根究底，找到他阁下，问问他倒底是何居心。
聚而食之的场合，大概有三种，一种是家庭的焉，一种是伙食团的焉，一种是宴会的焉。不论哪一种，都同样的不卫生。岂止不卫生而已，而且成了专门制造疾病的细菌传染工厂。有些卫道的酱瓜之士，一听说不卫生，马上热血沸腾，号曰：「洋大人亲嘴就卫生啦，他们火车站也亲，飞机场也亲，马路上也亲，怎么不传染呀。偏偏中国人骨肉团聚在一个饭桌上，不过共喝一碗汤，共吃一盘菜，就不卫生啦。崇洋媚外，也不能崇洋媚外到这种程度呀。」呜呼，亲嘴有它特定的对象，而且往往只不过一阵子，过了那股热劲，也就自动收山。聚而食之，却是每天三顿，病河永浴，白头偕老的也。而且贵阁下听说过一个故事乎，穷措大朋友年初时买了半碗食油，放到桌子上，规定每顿饭时，家人只能用筷子轻轻的沾上一下，以润枯肠。到了年底一瞧，半碗油不但没有吃光，反而成了一碗油啦，盖筷子上的大量口水，倒灌而入，自然猛涨。势大财粗的老爷，如果说聚而食之的汤和菜里，绝对没有别人的唾液，恐怕最忠实的马屁精都无法呐喊响应。夫家庭之聚，吃吃亲人的口水，或许没啥了不起。但是伙食团之聚，或宴会之聚，去吃那些毫不相关，甚至陌生人的口水，就实在他妈的於心不甘。咦，怎知道他有没有花柳病，病菌已经进入口腔？又怎知道他有没有肺结核，病菌已经扩散？更又怎知道他有没有痲疯，病菌已经冒了泡？如果有的话，顺着口水，倒灌入汤菜，然后再倒灌入自己尊肚，一旦躺到床上哼哼唧唧，小鬼敲门捉拿，还不知道该病是怎么弄到身上的，见了阎王报到填表时，连笔都难下。
柏杨先生有位朋友在台北肺结核防治中心当工友，前些时前往探望，正碰上一个面黄肌瘦的大人，抱着一个面黄肌瘦的男孩，在那里毕恭毕敬，听医生老爷的训话，医生老爷曰：「老娘既有肺结核，就应该教她单独进餐，为啥还要挤在一桌？弄到今天这种样子，一家人都成了痨病鬼。」大人喘气曰：「我们於心不忍呀。」我在旁就想斜刺里给他一脚。朋友看我又要惹事生非，猛的把我拉开，几乎拉个嘴啃地。
疾病传染固然是常识问题，但基本上还是传统的吃饭方式问题，在聚而食之的景观之下，汤碗里也好，菜盘里也好，无一不是病菌老爷的聚会场所。牠们一个个身轻如燕，从四面八面，乘着口水，驾着唾液，蜂拥而至，一番联欢，交换心得之后，再顺着筷子汤匙，各奔前程。包管先是「病从口出」，接着是「病从口入」。
除了疾病传播，聚而食之似乎还是更重要的功能。那就是从小就在饭桌上对自私的心性，作过度的培养，培养出来不为别人着想的习惯反应──目光如豆，钩心斗角。
四○年代，中国跟大日本帝国作战时期，很多学堂迁到后方，家在沦陷区的学生老爷，靠着教育部的贷金，维持残生。举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堂为例吧，学生老爷吃的是「八宝饭」，意思是米只佔八分之一，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