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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我和河野
91年7月底，我从河南灾区回到北京，出乎意料地接到日本共同社记者河野从北京外交公寓打来的电话，想不到这老兄竟真的调到北京任常驻记者。电话中他迫不及待地要来一睹我是不是还完整无损，念念不忘海湾战争期间我前胸后背的五星红旗。我弄不清是谁编造了我已不在人世的神话，乃至在开罗机场碰到一个叫小原洋一郎的日本摄影记者，递给他一张我的唐老鸭名片时，他竟怀疑我是个冒牌货。
河野是我上北大时的校友，我念国际政治系，他念中文系。89年夏河野曾在北京工作过一段时间，亚运会时他又为我拍的《毛主席外孙在亚运村》配写过文章。想不到在海湾战争爆发前一个星期，河野和我在巴格达拉希德饭店门厅里再度相会。当时他身穿一套笔挺的西装，我着一件土色摄影背心，前胸后背各缝了一面五星红旗，让他羡慕得不行。美联社摄影记者多米尼克称此为世界级捣蛋鬼的又一次大聚会。
战时巴格达的政府机关、商店、银行、医院、加油站、煤气站、机场、车站、立交桥、重要路口、集市、广场一律不准拍照。荷枪实弹平端AK—47步枪的士兵，遍地都是。头顶上是编队巡逻的UH—1“北美驯鹿”武装直升机。如果没有伊拉克新闻官员陪同，你干脆别背相机上街，且不说军警和便衣，光是革命觉悟极高的老百姓你就对付不了。经验丰富的河野对我的装束大为赞赏，我说这全是新华社我老板的主意，如果战争打完你我还勉强活着，我一定也送你一面这样的新旗，不过我老板绝不会在你后背上绘上新华社。河野用力捏了捏我的右手：“患难与共。”
在巴格达的日子里，河野无私地与我共享新闻线索，还将其共同社的APKLeafax底片传真机无偿供我使用。新华社播发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在巴格达的最后努力的照片，在日本广泛采用。
战争爆发后，河野不顾轰炸，花重金租了一辆汽车，计划驱车700多公里前往伊拉克鲁威谢德边境地区采访。我当时囊中羞涩，正发愁如何是好。河野漫不经心地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坐我的车，快去买些咱们在路上吃的食品和水。”
途中，我的照相机被没收、人被扣押，多亏河野千方百计营救，把士兵请到一边“单独谈话”，我才得以继续上路。只有在不断的危险中，才能体会到朋友的重要。
在鲁威谢德边境，一位高举尼康F4的白人记者被群情激愤的难民围在核心，任凭他怎么摇晃胸前的大号枫叶纪念章还是被推来搡去。看到我要拍他的窘态，这家伙象看见了救星：“唐！快告诉他们我真是加拿大人。”我正奇怪他怎么认识我，他竟拚了命挤到我身边，气喘如牛地附在我耳朵上：“我是斯迪夫，两年前在天安门交换过名片。”我终于想了起来，不过，这小子上次是美国人。容不得我多想，他揪住我的摄影背心：“他能证明我是加拿大的好人。”
我本不想跟哥仑比亚广播公司的麦克（Mike Kirsch）、印尼《坦波杂志》的尤丽、法国嘎玛的阿利克斯（Alexis Dnclos）一起去约旦河东岸贝卡难民营。热情的麦克已找好巴勒斯坦出租车。途中麦克得意地说只有我们这样由中、美、法、印尼、巴勒斯坦多国组成的联合国军才没有被绑架的危险。听他这么一说，我暗暗地为单枪匹马去死海采访的河野耽起心来。
晚上，急急忙忙地赶回安曼洲际饭店，共同社中东首席记者近藤正守着电话发呆。看到我一头撞进来，他两手一摊：“河野与摄影记者大河源被约旦伞兵抓走了。”与两天前我的遭遇一样，大河源在死海边照相，被伞兵抓住，河野上前营救，被一起抓走。近藤说河野在被抓之际，通过电话喊了一声：“过7小时后通知日本使馆。”现在已经7小时了，说着站起来毕恭毕敬地给日本使馆打电话。我将电视音量拧小，CNN正播飞毛腿袭击以色列。
深夜，在一间不知名的小饭馆，近藤作东为恢复自由的战友压惊。大河源说这回总算平了上次在东亚某国被拘7小时的纪录。河野说今天等于又得了枚勋章。
这是海湾战争中我们最后一起吃饭，大家都挺伤感。河野与大河源明天将经伦敦回日本。近藤则将穿过加仑比通道去耶路撒冷。河野眼中含泪将一大包止血绷带、镇痛片和不知名的美军战地急救品塞给我：“以后就剩你一个了。遇事要多想，千万别太猛了。防弹背心、钢盔、防毒面具要随身带。要活着，活着才有一切，一定要见面的呀。”
我们手挽手挤在一起合了张影，可几个小时以后，我这个胶卷就被约旦警察没收了。
河野他们走后，我孤身一人经塞浦路斯进入以色列，亲历了“飞毛腿”的袭击、加沙地带的戒严和约旦河西岸的镇压与反抗之后，由开罗飞安曼再进巴格达。每每恐怖袭来之际，我总是想起和我几经生死的河野。由于烽火连天，我不知他是否已安全回到东京，我自己也被冠之以各种神话。直到回到北京，见到90年可可西里无人区探险队的队友，才平息了探险队风传的我已中弹身亡的英雄故事。
在新华社新闻大厦顶层，久别重逢的河野与我紧紧拥抱在一起，我甚至怀疑这是在梦中。河野指着我衣服上的小红旗，追问给他的那一面小五星红旗在哪里。当我的编辑同事们感谢共同社在海湾战争期间对新华社的帮助时，河野辞之以“互相帮助，我们也得到了你们的帮助。”我看到勇敢机智的河野，此时竟满面通红，红得象我送他的红旗。
二十五、“死亡之路”
我们终于在3月15日凌晨4时告别打扰多日的安曼，踏上重返巴格达的征程。整整两个月前，我被中国驻巴格达大使、北大老校友郑达庸揪着右胳膊最后一个迈出巴格达萨达姆国际机场海关。今天，郑大使又率队重返故地，而仅在三天前，包括CNN彼得·阿内特在内所有外国记者被限令四十八小时内离开伊拉克。前途吉凶未卜，但有郑大使御驾亲征，我特兴奋。我们一行共有四辆汽车，开道的是伊拉克驻安曼使馆的一辆白丰田，车上满载着大米白面，远远地跑在前头。我坐第二辆车，同车的曹武官和武官助理小李也是北大校友，一路并不感到寂寞。第三辆车坐着大使和其他随行人员，最后一辆是二十吨奔驰卡车垫后，装了满满一车食品和四百箱矿泉水，外加我们的两个文字记者。
太阳就在我们的前面，安曼至鲁威谢德快速路好似奔腾的伏尔加河蜿蜒而去，这段路长292公里，我已跑过两趟。头一次是和共同社记者北大校友河野澈往伊约边境采访难民，第二次是随安曼首席符卫建再访鲁威谢德难民营，那天我曾把白奔驰开到一百六，吓得老符又把方向盘要了回去。今天是第三次，沿途照例是层层盘查，不过比前两次客气得多，因为我们车上插了中国国旗，前有伊拉克外交官开道，后有中国大使作后盾。
中午10点，来到鲁威谢德边防站，在这里办完出境手续。再穿过七十八公里的中立区就要进入伊拉克国境了。公路上，十几辆四十吨的集装箱车正在等候过关，车身上挂有整幅白布，上用朱笔写了很大的阿拉伯文，曹武官说写的是“阿拉伯运输协会”，运的是援助伊拉克的物资。其中一辆白色工具车尤为醒目，车身上画有红十字，写着Medcin Sans Frontier ，我过去一问，是两个说法语的比利时医生，其中一个叫Dr．Renand Toerk，他们是志愿为伊拉克送医药的医务人员。边防站外，所有开往伊拉克方向的汽车都装得满满的，连小轿车的顶蓬上全堆满了粮食和汽油，用尼龙绳捆得牢牢的。所有的汽车都在这里加足汽油，将备用油桶灌得满满的，因为自1月17日战争爆发以来，伊拉克就停止给市民供应汽油，黑市汽油比官价油贵九十倍。
10：30，我们驶入约伊之间的中立区，这段路长七十八公里，两个月前，国际红十字会在这一带沿公路修了三座难民营，专门收容伊拉克难民，安曼首席符卫建曾带我采访过这里的国际红十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