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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清晨，我和日本记者村田信一、松川贵合租一车加入以色列国防军的一支车队。此次成行，可能有赖于以色列外交部的干预，我成为20位记者中的第18位。
在我们车队前面是一辆雪佛莱大吉普，车尾两根4米多高的鞭状天线被尼龙绳勒向斜后方。紧贴其右后方的是一辆敞篷吉普，车上坐着端“加里尔”步枪戴凯福拉钢盔的警卫。
进入内吉夫大沙漠后，我们沿着一条用以色列国旗和红白、绿黑、红黑、绿白、黄黑相间的标志旗指引的一条简易公路飞驰。
我们租的桑巴路底盘不断地碰到地面。随着车队，我们爬上一处高地。放眼四望，周围布满了雪佛莱吉普。我们被安排在山坡朝阳的一面，头顶上架好了尼龙防空网。不远处，几辆拖曳式炊事车正准备早餐。我走过去，问做饭的士兵哪儿可以撒尿，随手拍了辆炊事车。一位以军士兵礼貌地带我走进沙漠上一处用白铁修的小屋，这就是野战厕所，令人吃惊地是厕所还准备了绿色的手纸。
以军为参观的记者准备了免费早餐，饮料从橙汁、热牛奶到咖啡一应俱全，热气腾腾全是那台炊事车变出来的。吃罢早餐，有以军士兵将丢弃的垃圾杂物装入黑塑料垃圾袋运走，高地又恢复了整洁。
我看中了一位左肩章下别着贝蕾帽的上校，他正倚着一辆雪佛莱吉普用希伯来语派兵遣将，我走过去，一位卫兵告诉我不能拍这位军官。
一位自称“希蒙上校”的军官用英语简要介绍今天的演习科目。远方简易公路平板拖车载着南非制造的155毫米G－5加农炮沿公路快速突进，消失在远方的山包后，5分钟后，这群G－5加农炮开始向远方轰击。炮火准备10分钟左右，我们面前的沙包突然蠢蠢欲动，迷彩布揭去，原来数十辆M－60坦克和M－113装甲车一直潜伏在我们眼皮底下。
挂着主动式装甲的M－60喷着白色烟幕冲向前，行进中利用地势迂回跃进，作抵进射击，M－113装甲车则紧随其后，坦克和摩托化步兵相互掩护。
我们分乘3辆十轮重型卡车紧随其后，观看坦克和摩托化步兵交替冲锋。就在沙漠鏊兵之际，我的一台尼康FM2突然停止工作。我开始以为是电池没电，就拆下MD—12马达，可用手过卷还是搬不动。我知道我要倒大霉了。因为仅89年一年我就拍了700个胶卷，等于快门开合了25200次。从87年起，我可怜的尼康们已这么干了4年多。我小心翼翼地拧下镜头，痛苦地发现反光板已翻上去，联结钛合金钢片快门的螺丝钉早已磨断，快门碎成几片……
幸亏我还背着离开北京前摄影部副主任林川塞给我的一台莱卡。可这台莱卡只有35毫米广角。为了拍到大一些的照像，我跳下十轮卡车，趟着流沙向前跑。不想惹恼了身后一个自称给法新社干活的小子：“山本（YAMAMOTO），你再往前走，我就烧了你的护照。”我不知道这个白人崽子是在喊我，竟自爬上一辆M－60坦克，不料这小子竟直追过来，用食指点着我的鼻子：“嘿，拿莱卡的，你再往前冲，我们可要合伙儿揍啦。”我猜这小子的爸爸或是爷爷准是死在了珍珠港，不然他不会把一切黄种人都叫山本。
两架AH—1“眼镜蛇”式反坦克直升机呼啸着掠过我们的头顶，用火箭攻击地面的坦克群，可我由于相机坏了而兴致大减。从M－60坦克往下跳时，我不知挂在什么地方，牛仔裤腿被撕开一道半尺长的大口子。
我坐在光秃秃的沙包上放眼望去，乘M113装甲车的以色列国防军已跳出装甲车开始冲锋，硝烟四起，“加里尔”自动步枪低沉的点射声声回荡。AH—1“眼镜蛇”在山脊上悬停，螺旋浆卷起遮天蔽日的黄沙，虎视着步兵扫荡残敌。
第一次世界大战康布雷·亚眠首次亮相的坦克，今天已看不到一点旧时的痕迹。第二次世界大战，压制敌军火力掩护坦克进攻“施图卡”式强击机也荡然无存。自越战期间美军将UH—1直升机配署给美陆军骑1师以来，军用直升机就成了陆军作战必不可少的运载工具。
我眼前的这支部队充其量不过是个装甲旅，可在短短的一个小时的军事行动中，参加的兵种涉及侦察兵、炮兵、坦克兵、摩托化步兵、电子干扰兵、通讯兵、工兵、运输兵和陆军航空兵。
我没有看到诸如以制“梅卡瓦”式坦克或美制M－1艾布拉姆斯式，甚至连M－2布莱德雷式步兵战斗车也没有，更没有AH—64阿帕奇式反坦克直升机。由此可见，这场演习，不过是对伊拉克“飞毛腿”袭击虚张声势的政治反应而已，但由此更坚定了我认为以军不可能从陆上攻击伊拉克的估计。因为即使是M－1艾布拉姆斯坦克的公路突袭速度，也只有每小时70公里，以色列坦克不可能以高于60公里的时速，在穿越一千几百公里的阿拉伯领土之后攻入伊拉克。因为500个摩托小时需检修的坦克主机、坦克单车1000马力的耗油和上千公里的野战补给线都是无法克服的障碍。从军事角度上讲，这种奔袭将失去以军神出鬼没的沙漠突袭效果和主动权，从政治上讲失去的将更多。
3天以后，我终于修好了我的尼康相机，为换这个该死的快门，竟用了我近三百个美元。我只恨这台尼康在我最需要它的时候抛弃了我。
二十、耶路撒冷老城一日
我从内吉夫沙漠采访以色列装甲兵演习回来那天，想发回去几张以军演习的传真照片，可耶路撒冷到北京的国际长途无论如何也接不通，急得我手捧四张照片抓耳挠腮。万般无奈，我拨通了以色列国际电话局，一听我要中国，接线员们万分惊喜，用英文连说：“请您稍候，请您稍候。”俄顷，听筒里传来使我感到亲切的汉语：“我叫奥丽特，我现在就帮你接北京。”
晚上回到房间，我收到一张饭店服务员送来的便条：“请给244101奥丽特小姐回电话，她是今早和你讲汉语的人。”我又好奇又狐疑：莫非碰上摩萨德女间谍了。我按条子上的号码一拨，电话就通了。“我是奥丽特，请您在大厅里等我，我和我的朋友想认识从北京来的中国人。”清晰的中文使孤军奋战了两个多月的我好似回到了北京。
在一楼大厅，奥丽特和她的三位女伴热情邀请我参加当晚的舞会。我说对不起，我从不跳舞。她们一听又改变了主意，请我讲中国的故事。
奥丽特是希伯来大学语言文学系的学生，曾到台湾大学学过中文，现在正回国念研究生。业余时间在电话局当接线员挣钱。奥丽特的最大梦想是爬长城。这帮女孩子告诉我，这里有位青年一年前去中国爬过长城，还去了西藏。回来后把在中国的经历写成了一部书，于是成了以色列青年心目中的英雄。我见她们这么喜欢中国。就给她们讲1987年我和中国著名的长城摄影师、新华社记者成大林由八达岭走到山海关的经历，讲1988年冬天在秦岭跟踪野生大熊猫，讲1990年在青藏高原无人区探险……听得她们大眼瞪小眼。奥丽特还说她特别想拍一部关于中国的电视片，还问我是否愿意入伙。
次日，应奥丽特之邀，我来到她们在Queen Helenny NO．5的住处。她和一个学建筑的女孩合租这套公寓。那个学建筑的女孩正跷腿蹲在椅子上画图，朝我呲牙一笑。
奥丽特给我看她拍的黑白照片，大都放成8寸，多为风光和老人儿童，之后又给我看她在台湾的纪念照。她的屋里满是中国货。天花板上吊着一把巨大的油纸伞，上面画的是达摩祖师十年面壁的故事。地上一个巨大的黑色床垫，上面扔了张辛欣的《北京人》、《有趣的汉字》等，墙上挂满了中国画，有泼墨山水，也有工笔重彩的鸟虫。她说这些全是在台大留学时买的。我说学中文得去北大，北京的琉璃厂的字画是最出名的，比如荣宝斋。
从奥丽特的窗口望出去是一座天蓝色屋顶的俄国东正教教堂。教堂旁边是一座围着铁网的警察局。我指着警察局门口长廊上排队的人问她那是干什么的，奥丽特说是等候探监的，这些人全是巴勒斯坦人，他们的亲属“由于参与恐怖活动而被捕”。奥丽特说别总找这些不愉快的事。咱们今天去参观圣城吧。
人地生疏的我正愁没人当导游，便欣然接受了她的邀请。
圣城耶路撒冷（Jerusalem）—这座举世闻名的古城，一直被视作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共同圣地。它位于巴勒斯坦中部犹地亚山区之颠，海拔790米，居民主要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