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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看，好像过去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市场化发展只是让少数人受益。但实际上，在中国创造出像施正荣这样的亿万富翁的同时，他们的财富创造过程也是给更多大众创造就业机会、收入机会的过程，通过价值链、产业链上的一环一环，将财富和收入传送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就是过去二十几年里社会底层的真实收入也增长了许多倍的原因。
虽然因为可以花钱的项目和内容比乾隆时期、民国时期、“文革”时期都多了，让我们总感觉钱不够，总还有更多生活内容需要钱，但有这么多新选择、新生活内容，这本身也证明了资本全球化的奇迹，生活更好了，在追求更高境界，这本身就是进步。人生除了温饱之外，还有更多、更新、更广阔的物质和非物质的生活体验。恰恰是由于这些前所未有的物质和非物质的人生体验，不只是施正荣，而且还有我们中间的许许多多人，比乾隆皇帝过得更有意义。
从世界变迁谈中国的崛起①
更新时间2008…11…20 9：39：06 字数：1059
小时候，我们常说：“长大了我要去看世界！”有幸的是，随着1978年的改革开放，那种愿望真的实现了，我们看到了花花世界，看到了高楼大厦。可是，在那表面花花世界的背后到底有什么？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着今天的世界？这些问题可以按我们习惯的意识形态去理解，也可以完全换个角度去理解。但不管怎样，一些基本的事实是不会变的，比如，从民族情结层面看，过去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一下子崛起，说明我们中华民族有多么伟大。可是，改革开放在中国近代史上并不是第一次，晚清洋务运动、国民政府都曾经持续尝试过改革开放，但那两次除了为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改革开放打下基础之外，每次都不成功。为什么？或许，我们会很快下结论说，是因为那时候制度腐败、政府腐败无能，等等。这类一般性的指责可能都对，对这些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谈。但有意思的是，中国这二十几年的成功恰恰是发生在走出计划经济体制框框的过程中，而且是每当离计划经济、行政管制远一点，经济发展就更快一点。这就奇怪了，同样是要走出当时的旧制度框框，但晚清的改革开放没成功，国民政府的改革开放也没成功，而最近二十几年的却恰恰成功，况且这种成功是发生在整个中国社会的传统道德、诚信与社会结构都遭受重大变迁之后。那么，到底如何解释这些现象？是不是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真的与以前不同？今天的世界到底是什么世界？难道今天的中国人就真的比历史上的中国人更聪明吗？
说到这里，不由得让我联想到炒得沸沸扬扬的“仰融诉辽宁省政府”一案（以下简称“仰融案”）。在通过国内法院诉讼无果之后，仰融以美国永久居民（绿卡）的身份及其妻子以美国公民的身份于2003年8月，在美国联邦法院起诉辽宁省政府侵占其财产。按美国许多州的法律，夫妻任何一方的财产即是双方的共同财产（婚前签约排除的财产另当别论），因此，侵占仰融的财产即是侵犯其妻（美国公民）的财产权。再加上所涉及的产权又是以在纽约上市的华晨汽车的股份为核心，因此，美国联邦法院认定其有管辖权，受理了该案。到目前为止，辽宁省政府似乎不打算出庭应诉，理由是美国法院无管辖权，或是打算以国家主权抗辩。这里，我们不对本案中的诉讼事实问题作任何评论。我们只是关心，像这种跨国产权纠纷如果发生在200年前、100年前或者是50年前，当时的处理方式会如何呢？跟以前比，今天的这种以诉讼方式解决海外产权纠纷是更“合理”了，还是更无法接受？辽宁政府到底该不该应诉？—带着这些问题去回顾一下近代世界的历史变迁，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今天的世界，也可使我们的国际行为更符合“国际惯例”。
晚清时期的世界
更新时间2008…11…20 9：39：20 字数：2907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停止了明清断断续续几百年的海禁。随后开始的洋务运动，启动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但除了清廷本身的制度问题外，那次改革开放也生不逢时，所处的世界环境使当时的清政府即使想要利用人口众多、劳动力廉价的国情把中国转变成“世界工厂”，那也不可能，更何况那时的清政府离这种“远见”还很远。
首先是运输技术和通讯技术上的困难。正如以前讲到的，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火车主要兴起于19世纪后半叶，在英国、美国等早期工业化国家如此，在中国则更是如此。尽管晚清兴建了部分铁路，建设了有限的内陆运输能力，但低下的海运能力无法支持“世界工厂”所必需的规模跨国运输容量，大容量、低成本海运能力在世界范围内出现还是二战期间才有的事。空运在当时更是无从谈起，第一个试飞成功的飞行器到1903年才出现。虽然电报发明于1844年左右，但其信息传输能力毕竟有限、成本也太高。电话于1886年在美国发明，但其普及使用也是后来几十年的事情。因此，洋务运动期间，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再有远见，也不能超越当时技术上的局限，更何况当时国人的技术教育还无从谈起。
抛开技术条件不管，当时的世界贸易秩序也使晚清政府无能为力。我们以前谈到，在欧洲于16世纪开启大西洋、印度洋贸易之前，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交往主要发生在亚太地区（以宋朝和明朝早期的中国为轴心）和西欧列国，以马车陆运为主，在当时的中国虽已有海运，但规模和容量都非常有限。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后（也恰恰是明朝海禁的年代里），虽然在欧洲、美洲、非洲和亚洲之间的海洋贸易与国际交往越来越多，但总体来讲跨国界的交往和贸易还是很有限。
比如，1500~1600年间从欧洲大陆发往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船只数量总共约为770次，平均每年7。7次。1600~1700年间，共有3161船次，年均31。61船次；1701~1800年间，共有6661船次，年均66。61次。这些包括了发自欧洲各国、驶向亚洲任何国家的船次。加上那时候的海船全为帆船（蒸汽机船是在19世纪20年代发明的），每艘船的载重量平均为500吨左右。也就是说，截至1800年，从欧洲海运到亚洲的年物流量约为4万吨左右。从1500~1800年间的国际贸易基本都是农作物、香料、茶叶，还有就是金银等贵重自然物。
那些年代的技术条件限制了各国之间的往来。在那种环境下，国际贸易纠纷、海外产权纠纷的解决方式也很简单：用武力。那时并无正式的国际法可言。虽然伦敦、阿姆斯特丹、纽约到1800年都已经有了股市，但股票投资还不成气候，因此那时候的海外产权主要以两种形式体现：海外直接投资项目和债务。保护海外产权的方式也主要有两种：要么投资者自己有军队，要么由投资者所在国的政府派军队去夺回产权。
以当年海洋贸易最有代表性的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例，该公司成立于1600年12月，其宗旨是从事印度洋和大西洋贸易。从一开始，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船只都有重兵压阵，在当时没有任何国际法、国际法院，也没有多国公认的“国际惯例”，跨国贸易公司的利益都只能由“枪杆子”打出来，并由“枪杆子”来保护。在最多的时候，东印度公司自己拥有一支26万人的军队（包括海军和陆军），大约是英国皇家军队的两倍。其他诸如“弗吉尼亚公司”、“麻省公司”等也都有自己的军队。这些军队的作用一方面是为海运护航，甚至用军队帮助强行开辟新的市场，另一方面为公司在海外的工厂等产权作保卫。
除了外贸公司自己的军队之外，国家军队也经常被派去为本国公民在海外的产权效劳。在19世纪中叶之前，英国、西班牙、法国、德国在海外的财产主要是以殖民地为主，直接投资项目也都在殖民地。因此，其军队也主要是为维护殖民地、为其工业品开辟新市场服务。但是，随着拉美国家于1820年前后相继独立，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在财政上面临巨大的困难。因此，新成立的墨西哥、智利、委内瑞拉等拉美政府不得不向西欧银行和投资者借债。到1850年左右，拉美等国家政府与企业发行的外债越来越多，赖账的出现就成为一种必然。
在今天讨论公司债务时，我们一般认为，如果一个公司资不抵债，那么该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