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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青麻事件，县上的解释有两条，一是县财政困难，二是外国搞经济制裁。言下之意是要农民吞下苦果，政府不承担责任。这个说法，老实厚道的余忠老汉可以接受，但说服不了像余文义这种有知识、见过世面的年轻人。文义企望依凭法律，和政府打官司，但是在行政权力的阻遏下，却没有人站出来为农民主持公道，法院连案子也不予受理。幸亏后来省委检查组到了县上，省委高书记也知道了此事，在他的出面干涉下，问题才终于得到了解决。
在小说的结尾处，文义在南方闯荡一番之后，回到家乡，着手创办乡镇企业，决心去开拓一条新的生活道路。
作品所描写的各种人物的生活经历与众多的事件无疑具有普遍的真实性，它以有力的笔触揭示了当下农村生活中各种尖锐、复杂的现实矛盾和农民艰难的生存状况，表现出对农民命运的真切关注，对农村变革和发展的深入思考，称得上是一部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的警世之作。
小说的主题既是作者对生活的理解，也是读者对形象的感受，两者之间可能一致，也可能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总的来说，无论是作者的表现还是读者的感受，在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上越来越趋于丰富多样，从对生活的某个侧面日益扩展到多侧面、全方位的认识。
文学作品除了它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和历史内容之外，特别是长篇小说，必然也要表现人的经验世界，描述人生的体验。无论作品反映什么，都不只是社会生活的表象，而要在现象之后揭示人生的意蕴。小说总是通过对人的个性和命运的刻画，通过对人的行为和心灵的解剖，达到对人生世界的展示。因此，在作品中无论描写什么，都是人生化的表现，渗透着人生的意识，传达出人生的意义。
当一个一个的灾难和祸殃降临到余家这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我们与主人公都会发出“这到底是为什么？”的追问。当这些灾难并非是由于主人公的过失，出于主人公自身的原因而降临，我们便只能将其归之于命运。命运是无来由的，毫无道理可言的，因而是荒谬的。从作为自给系统的文本观之，就会得出这个结论。其一，作品主人公被充满敌意的、刁钻古怪的盲目力量所包围，总是处在随时发生意外突变的环境中。其二，在小说的人物系统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与余忠父子处在矛盾中，余家就如同这个系统中的一个孤岛。其三，整个人物系统全都受制于这个系统外的否定性的力量。不管是余家父子，还是乡干部陈民政，乃至整人害人的村支书毛开国，无一不是命运无端捉弄的对象，无一不陷于无奈窘迫的境地。从文本内在关系来看，即使是省委书记扭转局势，锁定胜局，仍然不过是命运无常的表现。与贺享雍所写的短篇小说一样，这部五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同样表现了一种苍凉沉郁的人生况味。但是另一方面，面对命运的重压和无情打击，主人公以其对于苦难承受的惊人韧性，表现出一种虽然无奈而又不放弃有为的生命力，最终显示出人对命运的拒绝和抗争。所以小说揭示的人生意蕴是复杂而深邃的，既表现了苍凉悲苦的命运感，又描绘了一幅渗透着生命意识的人生景观。
二、长篇小说的人物塑造
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最主要的艺术任务是塑造人物。作品要感人，首先是人物要感人。一部长篇小说的成功往往取决于能否刻画出栩栩如生、富于个性的人物形象。
把握人物的性格特点，理解形象的精神特质，同样是文学批评的首要任务，也是本文这一部分的重点。以下就让我们对长篇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具体地来作一些分析。
1。余忠老汉
既使是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农，他的性格也显得过于善良和谦忍，显然作者着力要塑造一个堪称典范的道德形象。一方面我们从作品中可以十分清楚地感觉到，这个人物的道德表现带着显著的理想化色彩，同时在这种理想色彩与人物所处的环境和遭遇之间，又呈现出强烈的反差。难怪有评论者会认为，作者对其笔下的人物缺少一种批判的眼光，没有在纯朴善良与逆来顺受之间划清界线。也就是说，面对别人加之于他的伤害和凌辱，读者分辨不出他到底是在以德报怨呢，还是在委屈求全、忍气吞声。
这个矛盾特别集中地显露在供养五保户老人的事件中。余家父子开塘养鱼，村支书毛开国企图掺和进来，表面上说是共同投资，其实是想不劳而获。遭到余家老三文义的拒绝之后，便怀恨在心，利用其职权操纵所谓“民意”，将五保户老人余天志硬性交给余忠一家供养，无论吃穿病痛，皆由余家独立承担。当毛开国派人把天志老人背来时，家里人一致反对，认为这分明是村支书挟嫌报复，欺人太甚。然而此时，余忠老汉制止了儿子们的举动，指着天志老人，给他们上了一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传统道德课。
人啦，良心都哪儿去了？你们看一看，他成啥了？搭张火纸在脸上，
都可以哭了！我们也是庄稼人，心子都是肉做的呀，人家还买母行孝呢！
何况他还是你们一个爷爷辈呢！
表面看来，他的这番话是对儿子们讲的，其实是针对毛开国以及自私的村民们来的，从更深的层面来看，这也是向不公正的命运发出的呼喊。
（天志老人）他过去是啥样的人？精精壮壮一条汉子，挑三百斤毛谷
子走二里，肩都不换一下。那个时候，哪个不夸他？谁家有个修房造屋垒
猪圈，打个招呼就来了，哪家没找他帮过忙？种了一辈子庄稼，现在动不
得了，落到了这个地步……
他以老人悲惨的处境追问：好人为什么没有好命，恶运为何降临？他既是在为老人鸣不平，也是在诉说自己的满腔悲愤。
可是谁能反对命运呢？面对命运的打击，无以抗争的余忠老汉只有用“良心”来作为自己精神上的支撑，以道德上的自我，以高扬道德秩序，来对付命运的无常。在无情的命运面前，良心从来就是人的自我安慰，道德乃是最后一道精神屏障。
这就表明，余忠老汉所显示的善良、慈爱的道德姿态其实是一种防御策略。他的性格，其实是无意识的策略需要所形成的人生态度。当他把用以解决危机的策略理想化，于是顺从、退让就变成了善良、厚道的美德。
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做法实际上具有明显的强迫性质，一是外在环境的强迫，一是内心深处的自我强迫。他是被迫去做的而不是自动想要去做的。像余忠老汉这样长期在艰难环境中生存的农民，往往形成应付压力和冲突的谦恭、忍让、顺从、温良的策略办法，以此来减轻他们内心的焦虑，并且防止更大的进一步的伤害。为了化解冲突，获取安全感，他们甚至可以不惜压制内心的情感和思想，为了树立自己理想化的道德形象，甚至可以不顾自己的利益和由此带来的经济上的损失。从实际情形来看，供养五保户老人这样的负担根本是难以承受的。当然我们不要忘记，在他们的幻想中，道德确乎具有高于命运的力量；而且按照传统的观念，“孝道”从来就被认为具有改变命数、换取好运的神奇作用。
为了印证上述看法，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文富的未婚妻玉秀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姑娘，但是其父嫌贫爱富，竟中途变卦，强迫她嫁给品行不端的包工头石太刚，婚姻的不幸加之对文富的歉疚，使她陷入十分痛苦的境地。后来，文富在三弟文义的耐心启发、开导之下，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和玉秀重新沟通了感情，并且下决心通过法律的途径去争取自己的幸福。在这一场婚姻悲剧中，年轻人之间所表现出来的对感情的忠实，对人的理解和信任令人感动，然而余忠老汉又是如何来对待玉秀的呢？令文义、文富无法理解的是，父亲的态度竟然是决不原谅，决不宽恕。
这难道就是他那个质朴得可以接受很多欺骗，宽厚得可以承受很多不
该承受的负担，容纳很多不该容纳的坏人坏事，仁慈得见了比自己更不幸
的人就恨不得脱了裤子给别人穿的单纯的父亲吗？可是现在，”为了维护
自己脸上和家庭的一点点可怜的面子，他竟然对一个钟情于自己儿子的善
良、温柔、不幸的女人，难以容纳。竟然可以置亲生儿子的幸福于不顾，
固执得近于愚顽，并且说出了许多伤害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