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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看了下挂在椅子背上的领圈和长统袜子，说：这种袜子洗了后会变成红色的。
“是的，小姐。”
“这种袜子不能用。”
科科的镇静使我吃惊。
她说：“我心烦时就不下来，也不让他们工作。”
她很宠爱一个名叫让的胖乎乎的裁料工。一次，让和小姐一起为一件服装反复丈量，然后放上了展台，他走到她的跟前说：
“我看还太长了点。”
小姐问道：“怎么，我让你害怕了？”
他的动作使她看了好笑。她突然高兴了，做着手势叫一位模特走到她的跟前，一会儿拆一件衣服，一会儿又拉扯另一件。她没有坐多久，就打发模特回去，对她说：“去把头发朝上束起来。”她撩起模特的一给头发说：“为什么让头发把脸遮住？你的脸蛋长得很美，额头、下巴也长得不错，不要让头发遮住你那漂亮的脸。”
模特姑娘笑着说：“谢谢小姐。”但心里想说的是：可怜的老太。
科科说：“平针织品是一种很难加工的布料，令人生厌。你们想我是怎么知道的？因为我是从这种布料开始我的事业的。”
她还在缠着那个“讨厌”的裁料工。
“你为什么用丝光布？想浪费时间？我请了几个专家，想弄清楚为什么我们的成本这么高。我知道，这是因为你们衣服没有做好就拿出来试样，对顾客也是这样。该用粗布时却用了丝光布，只要三次试样你们却试了五次。”
科科的脖子上套着一根细绳，上面挂着一把剪刀。可以这么说：这段绳索就是夏奈尔勋章的饰带。巴卡拉玻璃器皿厂200周年庆典时，卢浮宫里有一个展览会。科科应她的律师德尚布伦的请求，答应为一只酒杯设计花样。她选择了剪刀作为图案。高超的车雕技术使这一图案凸现在酒杯上，令科科赞叹不已。她问勒内·德尚布伦，能不能再看一下陈列在巴卡拉的“她”的那只酒杯。德尚布伦答应叫人给她送来，可惜几天后，科科就去世了。
她手上玩着剪刀，谈论着一位被她看不起的服装设计师。
“他是一个大笨蛋。他写了一些文章，说时装应当是一种冲击力量。他认为我讨厌他，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对他并不了解，只知道为他工作的都是一些最差的裁缝，只是凑凑数而已。”
有人在她耳边轻声地说：迪奥将推出100种新款式。
她听了后说：“瞧着吧，50种服装款式以后就没有了，唉，这个行业算是完了。我自己虽然不在乎，但对法国来说，毕竟有损声望。法国有45000名制衣女工，她们也看时装杂志，这下也都完蛋了。她们是一股令人害怕的力量，是耶耶将军的政策造成了这种情况。人们积聚的是炸弹，其他的事一概不管。中国人在20年前就把束缚他们手脚的东西一扫而光，女人们靠了药丸的作用不生孩子，自己就可以玩个痛快。照我的看法，如果一对未婚夫妇生了一个孩子，那么孩子应当由男方扶养。不知生母的孩子漂亮，有灵气；不知生父的孩子令人讨厌。你们的证件上都有你们生父生母的名字吗？”
她口里含着一颗薄荷糖。
她低声响咕着：“所有的枪都瞄准着我。”
我说过，这不是伟大的小姐的最后一次时装展示会。展示的时间拉得很长，我周围的人全都不胜厌烦。但报界的反应却很好。我给《费加罗报》寄去了一篇专门报道，科科知道了很高兴。当时她蹲在楼梯上，我攀上楼梯对她说我很崇敬她。当然；不对她说清道理她是不会原谅我的。她简直成了一头令人怜悯的怪物。她自己把头发染得乌黑，穿着一套镶红、蓝边的白色衣裙，披着一条红披肩，但瘦骨嶙峋。形容枯槁，干枯的手指上戴着几只戒指，脖子上围着一根项链。她的周围没有一丝热气。登上镶满镜子的楼梯后，她停了下来。
她说：“我总是在这一格楼梯上。”
她的女工头说：“这格楼梯大家都很熟悉。”
科科·夏奈尔传最后的伙伴
最后的伙伴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夏奈尔小姐资助过俄罗斯芭蕾舞团，“供养”过斯特拉文斯基，参加过戏剧创造。当时留着她转的有一大批灿若明星的人物（毕加索、佳吉列夫、斯特拉文斯基、保罗·莫朗、勤韦迪等）。这些人中还剩下几个？科克托，还剩下科克托。他出现时科科饱以热吻，离去时骂声不绝。
“让是诗人？真是胡说八道。他只不过用了他们能够懂的语言而已。真正的诗人是苏佩维埃尔和勒韦迪，甚至连勒韦迪也算不上。科克托锡勤韦迪一样，占了有才华的人的位子，但他从来没有发现过什么；只是在别人后面跟跟。桑德拉斯也是一位大诗人。科克托！你们让我笑吧！为什么你们要为他辩护？你们喜欢《生存的艰辛》吗？把这本书给我拿来，几分钟内我就可以找出他抄袭别人的东西给你们看。”
这天晚上她对科克托极为恼火，她还提到了拉迪盖的死。
“拉迪益来过几次，他酒喝得很凶。我请来的几位美国人和他一起吃饭，他们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年纪的男孩喝这么多的酒。后来他病倒了，科克托假惺惺地哭着（她模仿科克托抽泣的样子，学着他的声音说：‘我怕他会死了。’）。我给他一支体温表，对他说：‘听着，让，去看看他吧。给他量一下体温，体温表放的地方要合适，量足时间后取出来放在这个盒子里带回来给我，别的事你就别管了。’在弄清楚拉迪盖是不是病了之前我无法照料他。40度！我立刻打电话给我的医生。医生对我说：‘您知道现在几点了？晚上11点！一整天下来我累极了，但我会叫我的助手来的、’我坚持要他亲自来，他最终说看在我的面上就亲自来，不过要带上他的助手，等一回再跟我通电话。我明白他还是要他的助手一个人来看拉迪盖。我对他说电话不要太晚打来，我也需要睡觉。我对拉迪盖还不太了解，但是我要叫人给他治病，科克托让他住在一家设备很差的旅馆里，我不希望他病倒在这家肮脏不堪的旅馆里。何况他又没有钱。科克托站在旁边什么也不干，只是哭泣。他也病了，想去睡觉。大夫说拉迪盖得的是伤寒症。大家要把他送到一家诊所，大夫对我说应当征得病人父母的同意，但是找到拉迪盖的父母得花整整一天。大夫问我：‘那么由您负责？’拉迪盖的父亲是一个记者，母亲在不久前已去世，得的也是伤寒症，死前曾在儿子床上睡过。拉迪盖去了诊疗所后我没有去看过他。有人对我说，拉迪盖被人放在诊所的病床上时，叹了一口气说：‘这个时刻终于来了。’人们终于关心起他来了，终于为他治病了。他死后，葬礼由我操办，因为他没有钱。我要人在坟上放些鲜花。参加葬礼的人很少。科克托还躺在床上，睡衣下放着我送给他的花。他喜欢把花直接贴着皮肤。哦！同性恋者真丑恶！”
《玛丽一克莱尔》杂志在歌剧院为卡拉斯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科克托坐在包厢里，旁边是马蒂娜·卡罗尔。
科科冷冷地说：“这天晚上他明白了，要在巴黎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物，钱比他的诗歌更为重要。”
钱比才华更重要？她的话使我深为反感。我说：
“您觉得钱真的那么重要吗？”
她没有回答这个在她看来十分愚蠢的问题。她顺从这个世界，这个金钱的世界。在歌剧院为卡拉斯举行的晚会显然也是金钱的力量起了作用。每当我在电影中看到莫扎特为王子们演奏、贝多芬在大公府邪的候见室里等候接见、舒伯特为了支付酒资为小酒馆老板写乐曲时，我就会想起这次晚会。
时装不是一门艺术，而是一种交易。
我不明白：科科对几乎所有的人评价如此冷酷无情，是不是出于一种“钱财上的优势”？她深居简出，拒绝了大部分应酬。
“我把一套黑色丝绒礼服送给了一位朋友，她高兴极了，问我：‘真的给我？’我说：‘是啊，我把它送给你是因为这样做对我有好处：我有一二次应酬，没有这件礼服我就有理由不去了。’我不可能穿粗花呢服装去参加晚宴，因为这对主人是一种不敬。我不想外出。这些人吃喝无定时，睡得又太迟，而我却不喜欢夜生活，稍有睡意就想躺下，这是我生长在农村留下的习惯。
“我成了一个足不出户的女人，当然人们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