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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迷人的数学王国。到哪里去寻觅这个已经失去了的世界呢？真的应当佩服陈景润的独特之处，他的目光，居然盯住了那间只有三平方米的厕所。
现在提起来，几乎是一个近似荒诞的笑话了：有一天，陈景润壮着胆和同宿舍的同事商量，他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把厕所让出来给他一个人用。当然，这个提议要给他们增添麻烦，因为，屋内只有一个厕所，他们要“方便”时，只好到对门的单元房中去。说完，陈景润极为恳切而认真地凝视着他新结识的伙伴。
他们一齐笑了，笑得如此的开心，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回答“好！好！”君子成人之美。
陈景润如获至宝，立即卷起铺盖，住在他进京后的第一处寓所——三平方米的厕所。而且，一住就是二年。
很难想象当年的情景。如今，这个厕所还在，咫尺之地，要放下一张床，怎么放得下呢？同室的伙伴，早已不知云游何处，也无法去细问当时的详细情况，只有数学所的李书记还清晰地记住其中的一个细节：厕所中没有暖气，北京的冬天奇寒，陈景润在厕所的正中，吊了一个大灯泡，既照明又取暖。明灯高悬，照亮了七百多个夜晚，也照亮了这位坚韧不拔行进在科学崎岖小径上的独行者的苦涩旅程么？
《易传》在解释《易经》的“乾”卦时，有一句蕴意很深形象概括中华民族精神的格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它的意思是：天体宇宙，刚健地运行，有出息有作为的人，应该像天那样勤勉自强，奋发进取，永无止息。陈景润便是这样的君子，他把中华民族的“韧”劲发挥到极致的境界。
“他利问题”的解决，展示了陈景润初出茅庐的雄健之风，到了北京，住在这个厕所里，他把奋斗的标尺定在攻克华林问题的目标上。这同样是一个世界级的数论难题。这一问题曾有希尔伯特、哈代、华罗庚等人研究过，Dickson解决了k=4。5以外的最小g（k）。剩下的问题，在数论史上尚是一个空白。
寒夜袭人。陈景润的习惯是凌晨三点就起床干活。小屋真好，宁静如水，连同伴沉睡的鼾声也被隔断了。他伏在床上劳作，像往常一样，灵活的思维开始悄然启步。
是天气太冷了么？他总觉得头脑有点不大听使唤，仿佛，刚走了几步，又茫然停了下来。北京不像厦门，四季如春，冬天里夜来香也照样开花，把浓郁的香味慷慨地馈赠给千家万户。为了御寒，陈景润曾经尝试着自己做棉衣，他想得天真而简单：找了二件旧衣服，买了棉花，一件铺在床上，将棉花撕碎，均匀地铺上去，然后，再把另一件衣服覆盖上，准备缝好，以为这样就可以了。没想到，腋下、袖子等拐弯抹角处，他无法处理。自制棉衣的举措失败了。攻克华林问题的一炮，也会打哑么？
他是不会轻易屈服的。并非是盲目的自信，更不是蛮干。一位了解他的老朋友这样分析：陈景润的基本功下得很深，像老工人熟悉机器零件一样熟悉数学定理公式，老工人可以用零件装起机器，他可以用这些基本演算公式写出新的定理。长期的苦读，拆书、背诵、演算的题目，可以垒成山、汇成河，久练出真功夫，陈景润的功夫，就在于熟悉了数论领域中每一朵飘逸的白云，每一缕飘逝的春风。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坚韧，百折不挠，如鲁迅先生所倡导的“强聒不舍”的韧性的战斗精神，才真正有成功的希望。
他几乎日夜都泡在这个只有三平方米的特殊世界里。除此之外，就是上数学所的图书馆，陈景润十分欣赏这个被戏称为“二层半”的地方。一幢旧式的小楼，沿着古老的油漆斑驳脱落的木梯爬上去，一片幽幽的天地中，是一排排书籍，光线不大好，从书架中穿过，便自然会产生走向岁月和历史深处的感觉。有几许诗意，也有几分淡淡的落寞和凄清。陈景润个子小，又不吭声，他看书，翻阅资料，沉缅其中，经常忘记了时间的推移。工作人员下班了，吆喝几声，看到里面一片宁静，以为没人，急匆匆地下楼，关门，锁上。结果，把陈景润关在里面了。他是不着急的，干脆就在里面看书，待第二天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上班，才发现陈景润的眼圈黑了，苍白的脸泛着青色，是熬夜？还是耐不往长夜和苦寒？没有人去深究。管理人员向陈景润道歉，他只是淡淡一笑，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这件事一样。
叶剑英同志在他的一首诗中这样写道：“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通俗易懂，但未经苦战的人们，怎能品味这二个字的沉重和份量呢？陈景润调到数学所，正当青春年华，二十多岁的年龄，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物几乎都向他敞开大门。而他却把青春岁月的全部，献给了攻克科学难关的伟业。
繁华近在咫尺，诱惑也近在咫尺，陈景润全都把它们拒之门外了。久居京城数十年，陈景润居然无暇去饮誉中外的长城，而十三陵则还是后来和由昆谈恋爱时才去的。旁观者往往只看到成功者手中的鲜花和脸上怡然的微笑，对于那常人难以忍受的琐碎、艰辛、劳碌、失败，往往难以理解，甚至不屑去过问，这委实是人类的悲哀。
他吃的更是简单，最经常的食谱是：二个馒头，五分钱的菜。手上提着一壶开水。陈景润是颇能喝水的，具有特殊的讲究：开水里总要丢下几片西洋参或人参。或许，这对于他是最奢侈的享受了，上好的西洋参和人参是买不起的，常用的是参须。他不止一次地向人们传授经验：喝参须和人参的效果是一样的。是崇尚中国百姓民间的养身之道，还是人参对调节人身机能的确具有某种神奇的作用？鲁迅先生有一句名言：“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和血。”这同样是陈景润人格的形象写照。
漫道雄关。陈景润终于跃上峰巅了。1959年3月，他在《科学纪录》上发表关于华林问题的论文《华林问题g（5）的估计》一文，他的结果是：
g（5）=37。19≤g（4）≤27
数论史上的一段空白，被陈景润以最宝贵的青春为代价，填补上了。
陈景润在三平方米特殊世界中创下的奇迹，镌入永恒的史册里。
风从南方来
天有不测风云。人生道路更不像北京东西长安街那样笔直、坦荡。不过，陈景润万万没有料到，正当他在华罗庚的指导下，向数论天地中的一座座森严的峰峦挺进的时候，一场政治厄运会那么快降临到他的头上。
从1957年反右斗争之后，中国就进入政治上的多事之秋。带有浓重极“左”色彩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严重违背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规律，造成了比例失调、经济大幅度下降的被动局面。社会主义应当怎样搞？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上，中国人民第一次付出极为沉重的代价。
别有用心的康生，极力在教育、科研战线推行极“左”路线，率先在武汉大学开展以整知识分子为目标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1958年8月20日，《人民日报》用大半版的篇幅报道了这场“批判”运动的情况，并配发了“本报评论员”的文章，号召“拔掉教育战线上的白旗”。此风迅速刮向全国。武汉大学的党委书记亲自到北大传授经验，和北大近邻的数学所也全部去北大听报告，浓重的火药味立即弥漫原来宁静如沐的数学所。
陈景润依然神游在他的数学乐园。指点漫山秋色，审视夕阳西下，或恭迎红日东升。对于政治运动，他弄不清楚，也没有兴致去弄清楚。自从到了北京，日常的政治学习，规定要去参加的记起来，是会去的，有时一忙，就忘了，所里的领导和同事理解他，从来没有抓他的辫子。他想得很简单：把科学难关攻下来了，就是对党对祖国的最大贡献。因此，对待当时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他的认识显得分外的幼稚，有时，甚至会闹出笑话来。
“拔白旗、插红旗”运动是针对党内外学者的，并且，一开始就抓住了数学领域，批判“数学不能联系实际”，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烈火很快就烧到华罗庚身上。当时，数学所三位最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关肇直、张宗燧被作为大白旗，实际上后面二位是“陪绑”的。三个人被迫作检讨，关、张较快地通过，全所集中力量批判华罗庚的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为了提高青年骨干的理论研究水平，华罗庚在50年代后期组织了“哥德巴赫猜想”讨论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