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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跟欧洲的差距并不大，如果说当时能够有一个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不是在文字狱的压迫下，那么严厉的禁锢思想，中国不至于后来落后到这个程度。
我觉得有必要指出，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个人，不是一般人，他们是独揽军国大权不受任何制约的皇帝，是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够超越他的权利的皇帝，因此，我不能不把他们的个人作用看得很大，我们不说别的，我们只要说比康熙晚两百年，一百多年到两百年，比雍正晚150年，比乾隆晚100年的，日本皇帝明治，1868年明治维新，明治皇帝就支持了维新，当然日本走上的是军国主义道路，这是一条错误道路，但日本发展起来了，康熙登基的那一年，1662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他颁发了一个命令，成立促进自然知识的英国伦敦皇家学会，皇家学会相当于英国的科学院，四年以后，1666年，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批准下，法国科学院成立，国王不是普通人，他们富有领导一个国家的责任，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有过许多伟大的发明，李约瑟先生曾经举出一千多项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这一千多项其中有好多项，我们只知道四大发明影响了世界的进程，其实有很多，包括上马那个脚伸进去的马蹬子等等都是中国发明的，这些东西都有很大的影响，可是我们想一想，清朝二百六十八年，中国有哪一项发明影响了世界，一项都没有，为什么那么聪明的中国人，到那时候变得不聪明，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第三个问题20世纪中国的巨大变化，充分证明康雍乾三朝的严重失误，康雍乾三朝的政治稳定我们是用多么沉重的代价，是牺牲了中国的发展，换来的政治稳定，这个代价太沉重，经济的繁荣，实际上当时中国是一种停滞的繁荣，不是发展的繁荣，所以中国的经济在18世纪的时候，远远超过整个欧洲，一直到1820年的时候经济总量还超过欧洲，但是我们的经济是一种很落后的经济，欧洲是突飞猛进，等到了1894年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只占全世界的6％，而欧洲占62％，你看看这一百年当中我们落后了多少，且不说我们的人口比他们多好多好多倍，国民素质当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精神素质，一个国家只要有只要保持健康向上的民族精神，就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毫无例外的证明，社会生产力的任何历史性大发展，都来源于思想解放，思想认识上的大提高，中国20世纪的两次，巨大飞跃，都源于思想解放。
第一个就是五四运动，实际上辛亥革命先驱者，包括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包括鲁迅、胡适他们这一代人，他们都认识到，中国要想能够走上复兴的道路，就一定要批判清代那种发展到极至，康雍乾时代就是把中国的民族精神民族活力彻底扼杀，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最落后的部分，就是奴性发展到了极致，邹容、鲁迅、胡适他们为代表的这批辛亥革命先驱者，就把矛头直接指向奴性，《阿Q正传》最明显。但是真正完成20世纪中国思想解放，第一次飞跃的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就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那些积极的成分，刚性的成分，重新发掘出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还有清代，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是不是，把这种积极的东西都发掘出来，而且引进了很多新的思想素质，所以没有五四运动，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不会有抗日战争的胜利，就不会有新中国的成立，我们只要回想一下，毛主席讲的，中国人民有志气怎么样，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多么豪迈，鼓舞了多少代的人，是不是，这种精神康雍乾时期那里会有，清朝二百六十八年那里会有，正是这种精神，鼓励着中国人，在经济非常落后，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制造出了两弹一星，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制造出两弹一星，首先是因为中国人在我们的民族精神当中，重新掌握了两弹一星。
第二次，那就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二十多年来，我们每个人切身体会到，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国家地位提高了，从哪儿开始，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从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是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那个大讨论开始，邓小平南巡讲话，这是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第二个高潮，这是让我们思想又一次解放，邓小平同志讲得很清楚，发展是硬道理，正和他那个白猫黑猫那个理论是完全一致的，只要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综合国力的提高，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你就去做，去实践，所以邓小平同志的理论他的核心是什么，是注重实践，鼓励探索，鼓励创造，这和康雍乾时期那个文字狱是完全背道而驰，在当时那个情况下，是绝对不允许有丝毫这种想法的，因此反过来，20世纪这两次思想大飞跃，中国现在的面貌，恰恰证明了康雍乾三朝所造成的历史性失误，康雍乾三朝毕竟已经过去了，它成为历史，但是，一切对历史的重提，一切历史研究，都是当代史，我们要从历史的当代性来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应该提倡三维思维，不应当是直线的平面的，或者是表面的，应当是三维的立体的，三维思维的特点，就是一种根源性思维，根本性思维，源头性思维，穿透性思维，本质性思维，我们不仅要和我们的过去比，我们过去往往习惯这样，解放前，如何，我们现在如何，改革开放以后，现在和改革开放前怎么样，这个比当然是有必要的，是不是，忆苦思甜，是不是，咱们过去很习惯这个，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经常和国外比，我们现在如何，跟国外比，还有差距，我们还要努力，光这个还不行，我们还要从本质上比。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电脑，我们手提电话，我们很多现在都是世界第一，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当然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我们确实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我们电脑里面最重要的部分是因特尔的芯片，我们有好多东西都不能生产，好在我们现在许多领导人，我们许多身居高位的干部和学者他们都看到了这一点，所以现在我们很多领导也强调发展源头技术，上游技术，上游产品，你像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他的讲话，他就讲到我们的差距，我们应该，我们和美国，和日本，我们差距在什么地方，讲得很具体，非常好，我们现在就需要提倡这些三维技术，三维思维方式，不能看到眼前的这点进步我们就沾沾自喜，如果我们能够掌握三维思维方式，我们在科学上，在学术上就会更多地发现，就会有更快地前进，有很多我们原来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好解决，去过新加坡的人都有这感觉，新加坡非常地干净，绝对没有人敢随便扔一个烟头，为什么，因为它罚得非常厉害，过去在北京王府井曾经出现一个事情，有一个人吐了一口痰，旁边老太太过来了，罚五毛，他拿出一块钱来，又吐一口，说甭找了，如果在新加坡你这一口痰，可不是五毛，就一个烟头，五百新元，合人民币两千多，如果再扔一个那可就不是五千的问题了，对不起请你进局子，然后给你穿一个黄背心，您就马路上您就搞卫生，这个黄背心是特制的，人叫垃圾虫，他们从源头上来解决这些问题，很多方面都可以帮助，三维思维都可以帮助我们来认识这个问题。
我再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北京市前一段开人代会，讲到北京现在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三千美元了，的确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特别是最近几年北京发展很快，我们要看到这个成绩，我们每个人都体会到北京这几年，变高了，变美了，变大了，三千美元，可是我们想一想，中国还有比北京高的吗，上海咱甭说了，四千八百美元，上海是大城市，中国在浙江江苏广东有好几个县、县级市它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三千美元，我们知道北京有几十个大学，数以百计的研究所，北京的人才条件各方面的条件好极了，北京光是旅游能赚的钱就数以百亿计，北京人还没有认识到，北京的有利条件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这就是需要我们用三维思维从源头上从根本上从本质上用穿透性思维去认识，所以我想呢，我今天要讲的康雍乾盛世的问题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一些思考，并且不局限于这个事情的本身，而且能够在思维方法上能够帮助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