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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卡夫卡遗留的文学作品的故事我在每本书的后记中（尤其在《诉讼》的后记中），此外还在我的《作为指路人的弗兰茨·卡夫卡》一书中作了详尽的记述。卡夫卡自己发表的所有作品都收集在第一册《短篇小说集》中；此外只有那篇幅短小、引人入胜的散文小品《铁桶骑上》也是在卡夫卡生前付印过的，刊登在报纸《布拉格新闻》上；再就是1909年刊登在《波希米亚》上的《在布雷齐亚观飞记》。严格地说，这两篇散文也应该归入第一集。在其它所有集子中材料都是卡夫卡遗留下来的。在有关的后记中我对我的助手汉斯·约阿希姆·雪普斯．海因茨·波利策和艾斯特·霍弗的合作表示了谢意；只有感谢不能得到足够的重复。
关于我的出版工作方法，我在那些后记中也谈了一些。这方面有关的补充可参见我除这本传记外发表的关于卡夫卡的另外两本书：1．《弗兰茨·卡夫卡的信仰和学说（卡夫卡和托尔斯泰）》，附有菲利克斯·威尔奇的《弗兰茨·卡夫卡的宗教幽墨》，蒙迪阿尔出版社，温特图尔和库尔特·德施出版社，慕尼黑（见221页及其后）；2．《作为弓I路人的弗兰茨·卡夫卡》，楚迪出版社，圣加仑。关于如何准确无误地出版卡夫卡著作的讨论是不着边际的。说穿了只有原文手迹的照片才能保证十分的把握和天衣无缝。其他任何一种出版方式都必须有所选择。原则上应该区分，一个作者是否已经指定发表某个作品，是否他没有指定发表它，或者是否（这也是第三种可能）他明确指定过不得发表。在最后一种情况下，他对那种不完美的、悬而未决的、充满矛盾的作品所抱无所谓态度要比对第二种情况的态度鲜明得多。可惜卡夫卡那儿就是这种情况。可是我知道（因为我经常被他找去当参谋），卡夫卡是如何缜密地对他自己交付出版的书精雕细琢，他是怎样一个劲地打开格林词典查找的，他是怎样为一个破折号是用还是不用同我和其他人讨论的，等等。所以，让疏忽、明显的语言错误、受捷克句法影响了德文风格的“布拉格德语”及类似的东西原封不动，是违背我的良心的。因为我知道，卡夫卡在最终出版前是一定会把这些疏忽大意之处消除掉的。我相信自己通过与我的朋友长期的共同生活对他的意图和语感了如指掌，有把握改掉这类违背他本心的错处。有所改动的只是个别地方，而且仅仅是作者没有修改过初稿中毫无疑问不正确的地方。我举个例子；卡夫卡在手稿中常用布拉格德语的“paar”表达“einpaar”的意思——比如他说：“Nachpaar块hrltten”，向不是说“nachelnpaarSchritt。n”。然而在他自己把手稿修改付印时，他总是把这个错误改掉的。在卡夫卡自己发表的作品中找不到它的踪影。所以我认为自己有义务在他的遗稿中碰到这种情况时以我的手代替已不在的他的手来整顿一下。此外，我发表了许多不同的写法，在一个附录中甚至发表了被他画掉的段落，这些往往能帮助人们弄明白卡夫卡描述的意图。也许未来的人们在准确性和详细性上还会超过我；这是没有界限的，影印版除外。
在刚才提到的我的另外两本书的第一本中（《弗兰茨·卡夫卡的信仰和学说》）还有关于卡夫卡伟大的绘画艺术的阐述；人们至今慨无例外地仅仅视之为稀奇古怪的东西。这种看法是会改变的。我打算把我收集的卡夫卡的画（他自己多半是往废纸篓中扔的）作为专题著作出版。此外，我那两本上面提及的书是对卡夫卡进行阐释的，但也还有一些传记材料掺在其中。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我的长篇小说《斯蒂凡·罗特》（1931年）以及以下这些发表的文章中：《关于卡夫卡（城堡）的诠释》（《新苏黎世报》1951年IO月2O日，此外还发表在《艾卡特》上）、《对一个叫弗兰茨·卡夫卡的玩偶之谋杀》（对一个错误的解释的争辩，及第二次争辩，发表在《新瑞士评论》二月号与五月号上）、我的著述《此岸与彼岸》（1946年）第一册中的《漫谈基克加德、海德格尔、卡夫卡》。作家卡夫卡和他的叙述艺术和至今仍鲜为人知的诗歌的独特之优点是我的阐述的不言而喻的前提，完全不必特别予以强调。我对他的诗歌的爱也表现在我将他的两首诗谱写成歌曲（钢琴伴奏或乐队伴奏皆可）这件事上。在我那两本书中，一方面指出他心灵的发展（与对他的形象的静态理解相反），另一方面将他的格言（这些格言突出的是人的心中“不可摧毁之物”，是信念和对上帝的积极的信赖）与他的叙述作（其作品则为一切怀疑和不安敞开大门）分离开来，我通过这两点来阐释他的世界观。在小说中卡夫卡展示了人们是如何困惑，如何迷失了道路，在格言中这条道路自己显示出来，宣布摆脱困惑的前景。自然，人们不应该也不能够将卡夫卡这两种世界观机械地分离开来。格言中也有许多例子表明人由于痛苦和不知所措而喘不上气来；另一方面，在长篇小说中也有穿透黑暗看见希望的目光，并非仅仅是无望的观点。卡夫卡永远是完整的卡夫卡；如果人们这么说了，再说一遍，再予以强调，那么人们最终在“格言中的卡夫卡”身上看。到的更强烈的还是他的启示性的、助人的品质；而在叙述的想象力中的卡夫卡身上看到的则主要还是混乱的、自我烦恼和危机的展现。一个灵魂的两个方面是共于一体。问题必然会提出，一个方面或另一个方面的突出造成的有层次顺序的区别之原因何在？大体上可以这么考虑：在小说中，也包括在书信和日记中，卡夫卡信步走去，听其自然，毫无拘束地把自己托付给天使和魔鬼；而他在沉思的水晶体中（在格言中和一些书信里）则实行自我督检，进行人的自制，试图使自己有所归属，为了一个思想中的或现实中的周围世界的缘故而提高自己，力求取得成果。这里有着决定性的因素——针对命运之错综复杂的：人的意志自由；针对罚入地狱的：仁慈；针对绝望的：结束“亚历山大战役”，代之以和平时期的要求，对致密伦娜的信中由那些力量从深处呼喊的宣言的希望：“尽管如此，你们这些沉默、被推动着的、前进着的、心中充满直至狂野的信赖的人们，尽管如此，我们不会扔下你们不管，即使在你们最愚蠢时也不会，而且尤其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抛弃你们。”穿过卡夫卡混乱、虚无的世界，轻轻地，但不容置疑地响着对人类这一造物的爱的声音，那种上帝的“力量”（是这么预告的）“尽管如此”不会抛弃这些造物，还为他们祝福。
卡夫卡传关于卡夫卡的“简历”
关于卡夫卡的“简历”
下面的陈述经吉乌塞普·斯蒂凡尼的友好允准，是从他的一篇文章中抽出的，那篇文章的题目是《弗兰茨·卡夫卡：保险总公司职员》，发表在这个机构总部所在地特利斯特出版的1952年12月的该保险公司内部报纸（“Bolletion”）上。除了关于文作学品的诱人的概述外，这篇文章还摆出了传记形式的年代日期。文章告诉我们，卡夫卡于1907年10月2日递交了要求参加总公司工作的申请书，并根据惯例附上了一份简历。“法律实习”一词是指：在奥地利，凡欲当一名律师或获得某种国家的职位的人，大学毕业后要作为记录员或预审法官助理等等无偿工作一年，一部分在刑事法庭，一部分在民事法庭。除此之外，从斯蒂凡尼的文章中我们还得知，卡夫卡在被保险总公司接受前检查了身体，被认为“体质纤弱，然而是健康的”。他身材瘦长，身高一米八一。可1908年7月14日便产生了另一份医生诊断。根据这份诊断，卡夫卡由于神经受损和“心脏极易兴奋的特征”而必须辞职。事实上这第二份医生鉴定大可不必认真看待，卡夫卡想以和平的方式从私人企业转到工作轻松得多的半官方工伤保险公司去。考虑到亲属中马德里的舅舅同保险总公司的管理部门有关系，因此比较妥当的办法是将疾病作为辞职的理由。
简历
我于1883年7月3日生于布拉格，在旧城大众小学读到四年级，然后进入旧城德语国立中学；十八岁开始就读于布拉格卡尔·费迪南特德语大学。通过了最后一次国家考试后，我于1906年4月1日进旧环城路理复德·略维博士的律师事务所当秘书。6月我通过了历史性的博士学位答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