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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可以使人联想到．在卡夫卡身上除了人格尊严的因素，亦即民主外，权威的原则也起着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在《诉讼》中，在《城堡》中，在所有小说中和属于《中国长城建造时》的断片中无所不在。—一人们从自身的经验出发知道，从荒谬的、无须顾及原因和矛盾之处的、互相信赖的某种人与人关系中会产生什么样的魔力，一种原因是当事者未曾认识其矛盾之处，另一种原因是当事者需要对方（比如一个心爱的女人）这么一个完整的即使有缺点的人，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必须能容忍对方。于是我们要以客观而傲慢的口气发问：卡夫卡为了什么而需要他的父亲？或者（说得更正确一些）：既然他对其父亲抱着批判的态度（上面因需要某人而予以容忍的观点因此而不适合），那么他为什么不能摆脱父亲的影响呢？为什么他不像许多孩子那样，与父母保持—波距离，从而免受巨大压力呢？或不如这样来提问：他与他的父亲间是拉开了一定的距离的，后期几乎不跟他说话了，那么他为什么为这段距离和关系的冷漠而痛苦不堪呢？难道他会想不到，在像他父亲与他这样两个性格如此不同的人之间建立亲密无间的关系是根本不可能的吗？弗兰茨是能够理解父亲的，并且以最公正的方式，此外还怀着充满爱的钦佩评价他。父亲受其性格驱使，没有任何罪责可言，这也是弗兰茨在这封信中所反复强调的，但也由于其性格而无可奈何地、毫无可能打开理解儿子内心特点的大门。在我的这位朋友在世时，尽管我未读过他的日记，我已经知道他心中最深的创伤，不知在多少次谈话中，我试图让他明白他对父亲过高估计和他自我蔑视的荒谬。全都是白费口舌，他会滔滔不绝地倒出一大堆根据来（他也经常沉默不语），那真能叫我一时间受到震撼，哑口无言。
今天我依然感觉到，“卡夫卡对父亲的首肯原因何在”这个中心问题不是按卡夫卡的想法提出，而是由外界提出的。对父亲的首肯的需要确实曾是一种不可否认的感情，直到这些年依然余音绕梁，是“害怕、孱弱和自轻自贱的普遍压力”的表现。在信里，父亲对儿子的一切努力的生死存亡的判决被赋予了一种完全夸张了的作用（参见小说《判决》）。信中说，倘若遇到你的反对态度，或仅仅估计你有反对的可能，那么勇气、决心、信心、对此对彼的喜悦之情便不能坚持到底，说到估计你的反对态度，几乎对我作的所有事都可这么估计……只要谈到与你有关的事，你是个杰出的演说家，而我在你面前则张口结舌，结结巴巴，即使这样，你也认为过分了，最终我便沉默了，一开始也许是出于自尊心，后来便由于我在你面前失去了思考和说话的能力。由于你是我实际上的教育者，这一点便处处体现在我的生活之中。”这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相同例子，不妨从下一节中（“幼稚行动”）预先抽出来提一下：克莱斯特据说也有结巴的毛病。卡夫卡说他曾给结巴巴地说话，只能与他同其父亲的交往联系在一起，在其他场合，只要他愿意开口，打破沉默，他的谈吐是自由、轻松、高雅，而且富有奇思妙想，具有摄人的力量，而这经常是以开玩笑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且又总是自然得令人吃惊，与“结结巴巴”毫无相通之处。
这种“教育”的结果根据这封《信》的描述是这样的（这是卡夫卡自己评论他的长篇小说《诉讼》的结束语）：
“我在你面前失去了自信，代之而来的是无穷无尽的负疚意识。有一次我想起这种无穷无尽性时准确地描写了某个人：‘他担心，羞耻将在他身后继续存在下去’。”卡夫卡将他生活虚构成一系列突破父亲的势力范围、进入脱离父亲影响的区域的尝试。奇怪的是，卡夫卡在评价文学作品时最强烈反对的莫过于任何“虚构”了，他认为虚构摒弃了有机的、时有出乎意外的生动丰富的生活的呼吸，匆匆忙忙地编造想当然的、呆板的、概念化的联系。可是他自己在此却坠入了虚构的泥潭，除了符合事实的以外，也插入了半真半假的抑或夸张的情节。比如他将他的文学创作亦纳入“逃离父亲的尝试”这一总标题中，仿佛他对艺术的兴致、他创作的喜悦感不是来自自己的力量，不是自立似的。在接近他的人的眼里，从事创作的他根本不是那种挣扎在父亲魔影中的形象，而是一个为形式、创作欲望和能力、认识事物的动力、对生活的观察和对人的爱所振奋激动的形象。当然，在给父亲的这封信中他以令人震撼的话表达的因素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我的写作与你有关，我在那里仅仅是倾诉在你胸前所不能倾诉的。这是一种有意拖延的与你的告别，只不过这告别虽是为你所通．却是沿着我所制定的轨迹发展的。”卡夫卡在这封“信”中，从逃避父亲的企图这同一个出发点来看生活的其他圈子：家庭、朋友、犹太民族、职业，以及两次意欲导致婚姻的开端。“我的自我估价受任何东西的影响，比如一个外在的成就，都远远不及受你的影响……那里，在我生活的地方，我被遗弃、被宣判、被斗败了，尽管我竭尽全力争取换个地方去生活，然而这种努力不值一提，这是在为某种绝不可能的事努力，除了一些小小的例外，这绝不是我力所能及的。”卡夫卡给他童年的状况赋予了一种压抑他自己的性质（也许由于是事隔多年的回顾，或由于在信中执拗地坚持着的虚构的影响，这种性质被描绘得过于灰暗了）、他声称，他在中学里所学甚少，甚或一无所学（出于我对他的密切关系的了解，我要就他的学识，比如说希腊语知识——一我们在大学期间曾一起读柏拉图著作——提出异议），他接着说：“自我能够思考时起。我心中便怀着这种对精神存在观的最深的忧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们这儿的犹太中学有点奇怪，人门在此可以遇到最不可信的言论，然而却以冷漠的、几乎没有内容的、不可摧毁的、幼稚直至可笑的、动物般自以为满足的无所谓的态度出现，这种自以为是，然而冷漠而多幻想的孩子的无所谓态度我在其他地方从未遇见过，当然，无所谓态度在这地方也是保护自己不被恐惧和负疚感摧毁神经的唯一工具。”
至于“自救尝试”，我会在应该谈的地方谈到它的，当然并不完全与这封给父亲的信中意义一致。只是关于将犹太教作为逃避父亲强权的阐述还应在这里占有一席之地，因为这能反映卡夫卡青春年代的关键性问题，而且还具有普遍意义，不仅对认识那个过渡时期的犹太民族是如此，而且关系到卡夫卡以后在宗教上的发展：“我在犹太教中同样找不到多少面对你的避难之所。这里找到一点避难角落本来是可以想象的，然而这里更可以想的是，我们能够在犹太教中相遇而安，甚至一致地从那里出发。可是你所给我们的却是什么犹太教！我在过去的年头中面临过三种形式。
“孩提时，我附和着你，谴责自己，因为我不常去教堂，不做斋戒等等。我相信，我这么做不是对我不好，而是对你不孝，这时，一直潜伏着的负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