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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承受更多了。但这里有
一定的真理。
除此之外，却不乏他认为与F．结婚是完全可能的与值得欢迎的言论。他从玛丽亚巴德寄给我的信中就这么写着：“可是现在我看见了一个女人信赖的眼光，我便不能封锁自己了。有些我想要永久维持的东西被撕裂了（不是个别的东西，而是整体）。我知道，从裂口中会跑出超出人的一生的不幸来，但它不是招惹来的，而是托付的。我没有抗拒它的权力，更没有权力用自己自愿的手去做应该发生却未发生的事，以达到保持原来的目光的意图。”还有：“现在情况不同了，应该说挺好。我们的协定简而言之是：俟战争结束后就结婚，在柏林近郊租二三间住房，每人经济上自己承担。F．将像现在这样继续工作，而我，现在该我了，我还说不上来。假如要将这个问题阐述得更明了，那么就是，有两个房间，大约在卡尔霍斯特。在一个房间里，F．一早起床，匆匆忙忙地离开，晚上疲倦地躺倒在床上；另一个房间里放着一个长沙发，这是我躺的地方，我靠吃牛奶和蜂蜜度日。于是那里躺着那不道德的人（照众所周知的格言），四肢伸展。尽管如此，现在有着平静、确切，因而有着生活的可能性。”附言：“写完后看一遍，发现是强大的语言，几乎不能由柔弱的笔锋长时间压服。”
从某种角度看，在以后，在最终分手之后，弗兰茨始终将F．视为理想形象。1921年，当我告诉他我在柏林作了报告的消息后，他从一个疗养院里给我的来信中还这么说：“F．没有听你的讲座吗？——到了柏林，却未见到F，我私下认为是不对的，虽然若是我自己当然也会这样做的。我对F．的爱情尤如一个不幸的统帅与一座城市的关系，他占领不了它，但它却因此而成为某种伟大的东西——两个孩子的幸福的母亲。”（参见《乡村婚事》252页）“我爱一个姑娘，她也爱我，但我却不得不离开她……”等等）。
卡夫卡竭力将同F．的婚姻联盟从自身和抗拒的状态中挣脱出来，这成了他五年中生活的主旋律，他的创造性劳动和他宗教观上不平静的思索的鞭策力。在这段时间里他读了许多斯特林堡的著作。此外还读《圣经》、阳思妥耶夫斯基、帕斯卡尔、赫尔岑和克罗泡特金。他对赫尔岑的《伦敦之雾》评论道：“全然不知所述何事，但那整个不熟悉的人显现了出来，坚决的、自我折磨的、自我控制的而又是消逝着的。”韦尔弗给他读诗，以及一个叫《艾斯特，波斯皇后》的剧本片断。他活跃地参加朋友们积极的努力，比如参加菲利克斯·威尔奇教的课；他总是给予鼓励、赞扬、评论、推动，不让任何人（他自己除外）陷入绝望之中，他对我为加利齐恩流亡孩子们开办的学校中的工作感兴趣，经常来听我的课，同我的一个女学生的家庭交了朋友。他还和这家的大女儿之间以最温柔的方式产生了好感。他也参加东西方犹太人之间的辩论晚会（默默的，观察的）。那时我同一个信神秘教的朋友格奥格·朗格经常到一位神奇的拉比那儿去，这个拉比是从加利齐恩流亡来的，在布拉格外城区齐茨科住在一间昏暗的、不舒服的、挤了许多人的房间里。这种特殊的生活状况使我得以了解一种宗教的梦幻环境。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一次去安息日结束前的“第三餐”把弗兰茨带去时，听着他们的低声细语和沙西笛派圣歌，他应该说是相当平静的。一个古老民族的古老的声音显然使他感动，但他在归途中却说：“仔细看就像在一个非洲原始部族中。极端的迷信。”这段话中不存在伤害性的攻击，但是反映了他清醒的抗拒。我很理解他：弗兰茨有他自己个人的神秘学说，他因而不能接受他人沿袭习俗的宗教礼仪。他多半独自一人，也爱独自一人。柯台克公园地被他认为是“布拉格最美的地方”，他在独自散步时老是走到那里去。“鸟儿鸣啭，宫殿和里面的画廊，古老的树，披挂着上一年的树叶，半暗半明。”
他为了脱离家庭的魔力场，孑身自立，也进行了一些积极的尝试。有一段时间他不住在父母那儿，而在自己的一个房间里，他一开始在毕莱克街（1915年2月），后来又在德罗哈的朗根街上“金梭子鱼”楼房内租了一个房间。在“金梭子鱼”内，他于1915年4月给我朗读了《诉讼》第五和第六章，使我陷入难以言传的喜悦中，令我产生深深的钦佩。二月间他写下了“狗的故事”（也许叫《一条狗的研究》吧？据我估计，这无论如何不会是他的最后一篇短篇小说）。他在日记中对这个作品的评价非常严厉：“现在读了开头部分。它是丑陋的，引起头疼。尽管有其真实性，却又是邪恶的、死板的、机械的，是在一片沙滩上苟延残喘的一条鱼，我很早就写《布瓦尔和塔库歇》了。假如我不能将这两种因素（最鲜明地表现在《司炉》和《在流刑营》中）结合为一体，我就完了。但是这种结合的前景存在吗？”这里的两个因素显然是指他作品中充满希望的现实主义特征和严肃的想象特征。
弗兰茨与他的妹妹经维也纳、布达佩斯到纳一吉米哈利，此行目的地已近前线。他们是去看望入了伍的妹夫。然后弗兰茨接受了服役检查，但由于身为一个国家必需的机构的公务员而免服兵役。后来在他找不到摆脱心理困惑的出路时，他申请取消这次获免，打算入伍。他的得病使这个计划受挫。
冯塔纳奖金的颁发（1915年10月）是这些苦恼中短暂的安慰，被他怀着一定的满意心情所接受。假如我没有搞错，事情是这么发生的：本来是施台恩海姆得到了这笔奖金，但他把这个奖转让给了1913年出版的中篇小说《司炉》的“青年作家。”——微弱的安慰。那时他的日记中有狂野的钢笔画、不断出现关于失眠和头疼的诉苦。开始了对原罪的深思，出现了以下这类话：“上帝对人类家庭的愤怒”，“只有旧约在看世界——关于旧约已无话可说。”“带我走，带我走，愚蠢和痛苦的交织。”此外还有那些片断，我将这些片断重新组合，写了“在阴郁的思想中敲响了钟声”一诗。他谴责自己（在与F．对立的态度中）具有“官吏们柔弱、俭省、优柔寡断、斤斤计较、预防在先的弊病”。又有一次这么说：“官吏精神、幼稚性、为父亲所摧折了的意志。”“改善它，为之工作，这本是举手之劳。这就是说，别爱惜自己（再说这样做的代价是付出你确实喜爱的F．的人生），因为爱惜是不可能的，形似的爱惜今天几乎毁灭了你。这种爱惜不仅与F．、婚姻、孩子、责任等等有关，而且也关系到你蹲踞其中的机关。”从他的痛苦中产生了祈祷：“宽恕我，我的罪孽遍及我的本质的所有角落。但我也有并非完全可鄙的素质，有小小的脆弱的能力，我的盲目的本质却摧残着、侵蚀着它们，现在我快完了，而恰恰是在外表上一切都将转向对我有利的时刻。别把我推到失败者的行列中去。”．
不容置疑，在弗兰茨不幸的订婚波折上和不幸的职业问题上有两种原因并存：形而上的和经济上的考虑。关于后者，不可忽视的是：如果弗兰茨不接受父母的资助（出于他的自尊心），而又不愿强奸他的文学天才的话，他的经济情况确实将十分不利。也许应该有一种社会和国家制度，能给这样独特的小说人才、创作天才以完全自由的天地，任其驰骋，而不必让他陷身于修饰文件的泥淖，不必让他在盼望结婚的同时，为与之相关联的对妻子和孩子的责任的担忧而面临一片空白，面临绝望。“你属于我”，有一次他对F．这么写道（根据日记中对该馆的抄录），“我把你划归于我，我不能相信，在任何一篇童话中人们像我为你一样对任何一个女人做出过更为绝望的斗争。”当然，即使在一个理想的社会制度中，卡夫卡的日子也是不那么好过的；在那里，他的苦恼的先验的、性爱的根子，这无法消除的不幸，将会更加突出。可是在他的心灵中，相应的反抗力量也会生成。不管怎么说，由于我们的社会集团一时还只是很低程度地组合起来，他的反抗失败了。这类抵抗是可以消除的，因此先验意义上的伟大斗争根本没有在理所当然的所在得以进行。
1916至1917年间的冬天，弗兰茨住在炼丹士街。关于这次逗留今天只留下一些传说，对来布拉格旅游的外国人，导游们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