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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从来得不出所以然来；这种思考只是当前悲哀的延续。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挺直腰杆走路，但这样很累，再说我也看不出弯腰曲背将来会给我带来什么恶果。我觉得，如果我有个什么未来的话，一切会自然而然地顺理成章。选择这么一种生活准则并非因为它含有对未来的信心，未来之存在本来就不为我所相信，我这么做只是出于生活得轻松一些的目的。就如这般走路，穿衣，沐浴，阅读，尤其是闭门家中（这是我感到最轻松也最不需要勇气的事）。超过这些范围，我便踏上了可笑的出路。
“有一次，我面临不穿一件黑色的礼服无法出门的境地，特别由于我必须作出是否参加一个舞会的决断。努斯勒那个裁缝被召了来，协商裁这么一件衣服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是如此优柔寡断，我总是害怕通过一个明确的答复不仅被扯入下一个不愉快的局面，而且会进一步被扯入一个更糟糕的境况。一开始我不想要黑衣服，于是人们在这陌生人面前以我没有任何礼服为由羞我，于是我竟然容忍他们提出裁制一件燕尾服的建议。但我感到人们提出的燕尾服将给我的生活面貌带来可怕的转折，于是我们争执不下，最后一致同意做晚礼服，这种服装与普通西服上装的相似至少使我感到可以忍受。可是当我听说礼服背心必须开领，里面还得穿一件挺括的衬衫时，我以超出自己力量的坚决性表示反对。我不要这么一件晚礼服，假如非要不可的话，那么我宁要一件虽有绸料衬里坦领口却开得较高的。这个裁缝没见过这么一件晚礼服，他说，我怎么设想都罢，但这么一种上装不可能穿到舞会上去。好吧，就让它不是舞会服装吧，我根本就不想跳舞去，这事本来就没有定，你只要把我说的衣服做出来就行了。这个裁缝简直想不明白了，因为至今为止我总是以带羞的匆忙，没有异议也没有建议地让他给我量体裁衣，试穿新装。毫无办法，也由于母亲的的催迫，我只得陪着他（别提多难受了）穿过旧环形路到一个商人的旧衣陈列窗去，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经常看见一件这样的不使人为难的晚礼服放在那里并觉得适用于我。不幸这件礼服已从橱窗中取走，圆睁双目往店里看了半天也认不出它来，要我仅仅为了看这件礼服而走到店里去我可不敢，我们便怀着先前一样的不同见解回家了。然而我却觉得这件未来的晚礼服已经受到了这段冤枉路的诅咒，我至少利用了对争执不下的恼火为借口，随便向这个裁缝订做了一件小东西，为晚礼服之事给了他一点小惠作为补偿，把他打发走了。在母亲的责备下，我疲倦地退了回去，从此永远（一切事情在我眼中都是永远的）对姑娘们，对衣冠楚楚的出场和舞会关闭了心扉。我对此感到愉快，同时又觉得可怜，此外，我担心在这个裁缝面前比他以往的任何主顾表现得都更可笑。”
弗兰茨读完了肉市场旁的德语小学，又毕业于旧城环形路旁的德语中学。这称得上是布拉格最严格的学校。学生很少，在那些宽敞的教室里，由于学生少，每个人自然会经常被叫起来提问，这种情况比其他那些较为幸运、但松松垮垮的中学要多得多。学生们怕老师。我那时在施蒂凡中学读书，还不认识卡夫卡，有时也通过其他途径听到那个学校阴暗的情况。我们施蒂凡中学的学生也可参加在金斯基宫——旧城中学所在地——中举办的自选法语课，所以我亲眼见过那些阴森而高雅的教室。卡夫卡后来有时对我说起，他是“以眼泪”通过数学考试的，还得感谢上面摘录的日记中提到过的胡果·贝格曼，他把作业让他抄。除此之外，他好像是个挺不错的学生。旧城中学中只有好学生，差一点的在最初几年就被毫不容情地淘汰了。
据他母亲说，他那时是个体弱温柔的孩子，大多数时候很严肃，然而偶然也调皮捣蛋，——一个老是读书而不愿运动的孩子——这与卡夫卡后来对体育锻炼的强烈兴趣是不同的。
一张地对照片展示的是个五岁左右的男孩子，身材瘦高，充满疑问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紧闭的嘴唇显得忧郁而执拗。乌黑的头发几乎垂到眉毛，加深了简直处于危险边缘的闷闷不乐的印象，适合干这一印象的无疑是那无力下垂的双手，而不是那精心选择的水手眼、宽大的水兵帽和手杖。
弗兰茨很少跟妹妹们一起玩，他们的年龄相差太大，这一差距有时好像倒是成了小小的不和的导火线。只有在父母生日时，小弗兰茨才为妹妹们编写小戏剧。这些小戏剧是在家庭内部上演的，这个惯例一直持续到兄妹们比较成熟的年代。很久以后妹妹们还记得一些片段和一些诗句。有个剧叫《骗子》，还有一个叫《格奥尔格·封·波迪布拉德》，再一个叫《照片在讲话》（这个剧讲的是挂在窗柱上的家庭照片）。弗兰茨从来不参加演出，只是当剧作家和导演。后来他建议妹妹们演汉斯·萨克斯的小戏剧以取代他的剧作，由他导演。
青年弗兰茨的真正社会交往我们必须在他的同学中去寻找。他那小小的班级中有那么几个人，他们的重要性以后显示了出来。除了卡夫卡外，还有；已经提到过的胡果·贝格曼，他后来成了有地位的哲学家，目前他是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教授。在中学期间，卡夫卡和贝格曼二人虽然来往不少，但看来彼此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对方的价值。对于艾米尔·乌提兹来说同样如此，他后来在哈勒和布拉格任哲学教授。还有保尔·基施，文学史专家和“新自由新闻”的编辑。只有同奥斯卡·波拉克的关系才堪称密切，对此我们以后还将谈到。
在青春时代的所有印象中，那巨大的父亲形象（其巨大性无疑经过了卡夫卡的天赋的放大）处于突出的地位。作这方面描述的有卡夫卡生命后期的一部著作。1919年11月，他同我一起住在里布赫附近的什累申（所以我能相当清楚地描绘那些日子的气氛），他写了一封非常详尽的《致父亲的信》，这简直不能称之为信，这是一本小书，然而不是现时可以发表的书，而且是最奇异的书之一，尽管是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写成的，它是有关生活冲突的最难懂的文献之一。在此很难寻根溯源，有的地方自然很容易找到与精神分析学的吻合之处，但是精神分析学多半止于事实的表层，而不能及于更深处的盘根错节。由于个人风格的缘故，这封《致父亲的信》未作广泛的倾诉。然而仅那些为数不多的片断和语录（我可以摘引）已足资构成有助于理解卡夫卡发展过程的不可或缺的材料。
尽管此情长逾百页，然而我从与弗兰茨的谈话中获悉，他真的打算将它交给父亲（通过母亲），一段时间内弗兰获有意通过这封信澄清与父亲之间的这种烦人地僵持着、痛苦地冻结着的关系。事实上，此信若果真送上去，效果必然适得其反：通过此信使父亲理解自己的意图根本不可能实现。母亲也未转交这封信，而显然安慰了弗兰茨几句，将信退还给了他。从此以后，我们对这件事再也没有谈及。
“最亲爱的父亲”，信是这么开始的，“你最近问我，为什么我说我怕你。同往常一样，我对你无言以对，这部分由于我对你的畏惧，部分由于解释这种畏惧涉及太多的细节，突然谈及，我一下子归纳不起来。”接着便是对这个特别的父亲与这个特别的孩子的关系的详细分析，或反之，还有最尖锐的自我分析，插曲般地扩展成小小的自传，谈得最多的是那自然从中心引导出来的对童年的回顾；因此恰恰是《信》的这些段落是值得摘引之处。
卡夫卡始终将自传性的描述看得非常重，这一点不仅可以从他生命中相当长的阶段坚持写日记这一事实中，而且还可以从类似下面举出的话中看出：“一旦我得以脱离办公室，无论如何将马上着手实现写自传的愿望。我在写作之初必须将这么一种重大转折视为暂定目标，以便掌握事态的发展。尽管这种转折可能性小得可怕，我却也看不到另一种可以与之并列的重大转折。再说，写自传是一大乐趣，因为它将轻易地从笔底流出，恰如把梦境记录下来一般，然而将具有另一种伟大的、永远左右着我的结果，它也将为其他任何一个人的理解力和感觉所接受。”在给我的一封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向，信中“全力以赴地重温我的（卡夫卡的）生活轮廓”。这一思想获得极高的评价：“第一个结果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