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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许多异国景象。住在马德里的舅舅阿尔弗雷德应该算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但也是和蔼可亲的，家庭意识强烈（我认识他，但未给我留下轮廓鲜明的印象）。从给青年时期朋友奥斯卡·波拉克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卡夫卡对他是多么失望。弗兰茨问他，“他是否有法子将我从这些事物中解脱出来，能否带我前往何处，使我终于得以着手新鲜的事业”。——弗兰茨始终视其法律职业为权宜之计，渴望能从事其他工作。他把他的青春愿望告诉这位舅舅，尽管十分含蓄，有保留，他同这位舅舅的关系在亲戚关系普遍的冷淡中不能说是不好的。母亲的另一个弟弟（鲁道夫）生活在科希热尔啤酒厂的会计岗位上，孤僻寂寞，由于信仰的转移加入了天主教。最小的弟弟（西格弗里德）在特里什当乡村医生，也是单身汉，后迁入布拉格卡夫卡家的房子，在弗兰茨生命的最后阶段中对卡夫卡进行一些医治，从而对卡夫卡的命运有所参与。
据弗兰茨的母亲说，弗兰茨是在麦瑟街和卡普芬街（现在是卡普洛瓦）交接的路口房子里出世的。他度过童年的其他地方是：盖斯特街（杜斯尼）上的来黑申慈善楼，“米努塔”楼，温策广场——斯梅茨基街拐角处房子。当我第一次拜访他时，他家住在台恩教堂旁，蔡特纳街（现在是切雷特那三号）上一套狭小、不规则的老掉牙的房间里，这些房间还算舒适。父亲的公司也位于蔡特纳街上，以后才迁入旧城环形路上的金斯基宫内的商店群里。在卡夫卡的《观察》和早期的其他著作中，可以找到许多这家商店的场面和形势的踪影，日记中自然也不乏此类描述。不妨读一下《商人）（小说集35页）。谁是那些“难以打交道的乡下入”呢？——“商人”必须预测他们需要什么流行样式的商品，“与我的圈子里人们所需的流行样式不同”。赫尔曼·卡夫卡的批发商店经营保质商品，是卖给村庄里和小镇上的商贩的。在店里看见的东西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那许多厚实暖和的便鞋。有时弗兰茨在我陪伴厂到店里去，再次试着减轻在沉重的工作负担下呻吟的父亲的压力，至少试着表明自己的诚意，企望不费吹灰之力获得和善的一瞥或一句赞扬的话、然而总是徒劳一场。母亲不知疲倦地在父亲的店里当助手，她的作用显然是不可代替的。有一段时间我也在那里看到弗兰茨的一个妹妹。然而父亲远远不满意这种局面，从他的家长制出发，他恨不得全家人时时刻刻地围着他转。不过我不认为，我陪弗兰茨到他父亲店里去所得到的印象一定是准确无误的。由于年代远，回忆已经十分苍白。我倒是对他家另外两个住处记忆犹新，那是我常去找弗兰茨的地方，尼克拉路三十六号（现在是帕利茨卡），从那里可以看见码头、莫尔岛河、游泳场、桥、百乐宫的绿色斜坡，还有奥培彻楼、尼克拉路与旧城环道拐角。卡夫卡的工作室面向尼克拉路这边，他的窗子位于最高一层的最左边。从那里望出去，可以看见俄罗斯教堂上一座大于常人的巴罗克雕塑。
弗兰茨是最大的孩子。两个弟弟（亨利希和格奥格）亡于幼年（一个死于两岁，另一个一岁半）。六年之后，三个妹妹相继出世，她们三人始终形影相随，与她们的哥哥却保持着一段感情上的距离。后来，弗兰茨得病后，小妹妹与哥哥的隔阂被极坚决地打破了，她成了弗兰茨最信赖最亲近的人之一。——根据所有的报道，我们可以想象弗兰茨的童年过得是多么不可言喻的寂寞。由于母亲从早到晚在商店里忙碌，晚上也是父亲木可缺少的玩伴（主要是打扑克）．弗兰茨的教育基本上是由家庭女教师和人情淡漠的学校进行的。——对一个法语女教师或法国女人的回忆表明了性的觉醒。
日记中可以找到关于少年时代的忧郁和迟钝的记叙（有一次卡夫卡在谈另一个问题时用“拖泥带水”形容过这个时期的特征），比如下面引的1911年的一段日记，这是事隔很久的回顾了：“有时我相信，我在整个中学时期和这以前的日子里思想特别敏锐，如今不能下此肯定的结论只是由于记性变坏了，然而有时我又发现，我的坏记性只是想恭维我，至少在不太重要然而后果严重的事情上，我是懒得动脑筋的。我自然记得，中学时期我经常同贝格曼以一种交流内心感受的方式或模仿他的犹太教法典方式讨论上帝及其能力范围，这种讨论不很详尽深刻（也许我那时已十分易于疲倦）。我当时乐于联系一份基督教杂志（记得是《基督教世界》）中的论题，该论题将钟表与世界、钟表匠和上帝相对照，并以钟表匠的存在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依我之见，我完全有把握在贝格曼面前驳倒这个论点，尽管这种反驳在我心中并无坚实的依据，反驳时我必须耐心地将各种依据收集拢来。有一次这种反驳进行了，那时我们围着市府塔楼散步。我之所以对此事记得如此清晰，是因为我们几年前共同回顾了这件事。”
“当我相信自己具有敏锐的思维能力时（然而我却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对思维能力的发挥及其效果的陶醉阻止了我产生这种要求），由于我思考得不够多，我走到哪里总是穿着蹩脚的服装，这些服装是父母让不同的顾客裁制的，最长一段时间是让努斯勒的一个裁缝给做的。我自然发现，穿得不像样走在街上是很轻松的，我也注意到其他人穿着很阔绰，不过我多少年下来也没有想到在我的服装上寻找我的外貌寒酸的原因。由于我那时已经有了自卑的趋势（更多的是在隐隐的感觉中而不是在事实上），我坚信这些衣服只有在我身上才能与这种先是洗衣板一样僵直，而后又变得皱褶繁多的身体相配。我根本不想获得新衣服，因为既然我长得难看，何必不穿得舒适一些呢？再说，既然世界已经看惯了旧服装，又何必向它展现新服装的丑陋呢？我老是拒绝母亲的意图，她总是让人给我做这种新衣服，她那大人的目光总能发现新旧服式间的区别。我的这种不断的拒绝对我影响很大。使我认为父母亲的行动业已证明，我的长相实在是不值一谈。
“长此以往，我渐渐习惯于我的姿势来适应这些蹩脚的服装，走到哪里我都曲背斜肩，手足无措，害怕照镜子，因为我认为它会不可避免地将我的丑相展现在我面前，而且这丑相不可能如实地映现。假如我真像镜子中照出的那样，那就会引起更大的骚动，星期天散步时我就得忍受母亲在我背上轻轻的敲击，接受与我当时现实的忧虑格格不久的告诫与预言。我主要完全缺乏为真实的未来哪怕在最低限度上预作准备的能力。我只能对当前的事物及其当前的状况加以思考。这可不是出于考虑问题的彻底性或基于某些性命攸关的利益，而是（只要不是由于思考能力贫弱）出于悲哀和畏惧，说出于悲哀，是因为我的当前处境是如此可悲，我认为在它自己的消融于幸福之前，我无法脱离它；说出于畏惧，因为正如我当前每跨出极小的一步亦心惊胆颤一样，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以我幼稚可鄙的面目来严肃负责地评价作为伟大的成年男人的未来，这种未来在我心目中多半时间被看成痴人说梦，以致我觉得自己每挪出的一步都是虚假的，而下一步则是不可企及的。
“奇迹比真正的进步更易使我接受。然而我却过于冷静，以致不能在奇迹的范围内考虑奇迹，在真正的进步的范围内考虑真正的进步。入睡前，我能长时间地沉湎于梦幻中：我身为富翁，乘坐四驾马车驶入犹太聚居区，以一句威严的话解救了一个无辜受鞭挞的美丽的姑娘，以我的车载着她扬长而去。这种自娱的信念也许是从一种已经不很健康的性感中滋生出来的，它丝毫不能使我克服这种坚定的想法：我将通不过年终考试，假使竟然通过了，那么我在下一学年中也将毫无进步可言，假使到头来竟然头晕脑涨地又过了这一关，那么我在中学毕业考试中也将最终被淘汰，反正我肯定会（不管在什么时候）以我的惊人的无能使我的父母和其他所有人目瞪口呆，现在我的父母在我正常升高的外表迷惑下昏昏入睡了。在我将自己视为走向未来的指路人时，我总是只能看到我的无能（然而我的文学工作之弱很少映入我的眼帘），这么一来，我对未来的思考便从来得不出所以然来；这种思考只是当前悲哀的延续。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挺直腰杆走路，但这样很累，再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