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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学者和教授好在历史的背景上谈文化，而不愿或不屑于、不敢于在自己的现实环境中谈文化。实际上，每一种文化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上被呈现出来的，都是被特定人的特定选择所具体体现的。自从孔子去世以来，孔子开创的儒家文化就仅仅凝结在他的弟子为他编写的语录集《论语》中，而在现实社会里具体发挥作用的则是那些以孔子的文化价值为准则活动在现实社会里的人们。孟子作为一个孔子思想的传承者和宣传家赋予了儒家文化学说以战斗性，使之成了与墨家等不同文化学派争取政治统治者赏识和信用的理论武器。但在他那里，儒家文化仍然主要是约束政治帝王的，是为政治帝王提供的一种王道政治的理想蓝图。而到了董仲舒那里，儒家文化已经不再是单独起作用的文化，通过政治帝王的接受，它与法家文化、道教文化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儒家文化已经离不开法家的政治专制制度，法家的政治专制制度也已经离不开儒家文化的伦理道德，而儒家的伦理道德和法家的专制权力也不能不承认皇帝有享受人间各种可能有的幸福的权利。鲁迅说：“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像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种关系就是在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更加牢固地建立起来的。唐代的韩愈再一次给儒家文化注入了战斗性，其目的是为了排斥佛道等异端学说。但韩愈已经与孟子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上，作为专制帝王臣僚的韩愈不再仅仅止于与不同的思想学说做口舌之争，同时还要借助专制帝王的政治权力以彻底消灭自己的论敌。儒家文化是讲“中庸”的，但与法家文化联姻之后的儒家文化再也不可能是“中庸”的，政治本身就不可能是中庸的，儒家文化不中庸起来比任何文化都不中庸，它最好上纲上线，把思想的、文化的斗争全扯到政治的斗争之中去，以把矛盾提交到法家文化的君主专制制度的法庭上给持有不同思想观念的人以毁灭性的打击。儒家文化自身是没有力量的，它的力量来自于法家的君主专制制度。到了宋明理学，儒学更成了一种修身养性之学，但这个修身养性之学加强的不是人的主体性，而是人的奴才性。在这时，法家文化的政治专制、儒家文化的文化专制，早已不是一种思想、一种文化，而成了一种固定的制度，一种政治的权力和文化的权力，是人们不能不服从的铁的法律。宋明理学家的任务是把这种权力植入每个臣民的心灵中，内化为每一个人的内在心灵秩序。在宋明理学家那里，忠孝节义这些对臣子的要求被从上慈下孝的关系模式中单方面地突出出来，反映的是宋明理学家的臣子心态。他们已经失去了孔子、孟子那种以皇帝的导师自居的优越感，也失去了韩愈那种站在维护皇帝政权的立场上公开批评皇帝的勇气，而仅仅成了“臣民”的导师。不论他们自己怎样意识自己，但在实际上起的却是皇帝的牧羊犬的作用。他们为“牧者”培养着羊群，并带领羊群顺从“牧者”的鞭子。在这时，儒家文化完全占领了中国的教育阵地，“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的扼杀着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活力和独立人格，为任何用武力征服了中国的政治帝王准备着文化的筵宴。清王朝的儒家教育，就是在扼杀汉族知识分子民族意识的需要中建立起来的。时至今日，中国知识分子仍然把清王朝对儒家文化的重视视为中国文化的光荣，实际上，假若是儒家文化具有明确的民族主义性质，清王朝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利用它来巩固住自己的政权的。不是清王朝为了发展中国文化而提倡儒家文化，而是儒家文化为清王朝的政治统治提供了最适宜的文化土壤，从而受到了清王朝政治统治者的关爱。鲁迅说：“汉的高祖，据历史家说，是龙种，但其实是无赖出身，说是侵略者，恐怕有些不对的。至于周的武王，则以征伐之名入中国，加以和殷似乎连民族也不同，用现代的话来说，那可是侵略者。然而那时的民众的声音，现在已经没有留存了。孔子和孟子却曾大大的宣传过那王道，但先生们不但是周朝的臣民而已，并且周游历国，有所活动，所以恐怕是为了想做官也难说。说得好看一点，就是因为要‘行道’，倘做了官，于行道就较为便当，而要做官，则不如称赞周朝之为便当的。”儒家文化，其本身就是被周所征服的殷的遗民的文化，是殷的遗民在被征服之后为征服者提供的政治统治方式。清朝政治统治者正是因为儒家文化的这种非民族主义性质才有效地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但同时也决定了清王朝官僚知识分子集团在面临外国帝国主义武装侵略时的自私性、狭隘性和软弱性。对于孔子和孟子，周、殷的民族界限是被“有道伐无道”的正义性的原则所模糊了的，但是清军入关的历史事实却没有提供给清代官僚知识分子这种历史的梦幻，他们是在清醒的历史记忆的基础之上进入清王朝的政治官僚的队伍的。他们进入这个集团的目的已经不像孔子和孟子一样，是怀着实现自己的崇高的社会理想的，而只是一种实现个人生存价值的方式。儒家教育给他们提供的实现个人存在价值的方式，就是帮助政治帝王巩固自己的统治。汉族的政权不存在了，他们只有到外族的政权中来求取“上进”。显而易见，我们不提儒家文化便罢，一提儒家文化，在那时就是这些官僚知识分子的文化。他们就是儒家正统文化的代表。儒家文化与清王朝官僚知识分子集团的结合，直接产生了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和文化上的复古主义。这种保守主义和复古主义不是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只是这个官僚集团没有社会责任感、没有事业心、没有信仰、没有求知欲望，仅仅用儒家文化的教条维护个人既得利益的结果。他们靠儒家的教育获得了高官厚禄，任何新的文化价值的出现都会动摇他们的政治地位、影响他们的经济利益。他们不敢也不想面对现实，他们害怕任何形式的社会变动和文化发展，儒家文化就成了他们反对变革、排斥异己的最有力的“理论”武器。他们反对的是他们根本不懂的东西，从而也把儒家文化一步一步地推向了历史的审判台。
第20节
清王朝官僚知识分子中也产生了少数改革派官僚，但这个改革派并不真正代表中国的儒家文化，而是具有法家文化倾向的少数官僚知识分子。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不是一种社会的文化思想，而是一种政治的文化政策，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消灭作为政治学说的法家文化，而是把儒家文化纳入到了法家的政治专制体制中，并使之成为维护这种体制的思想力量。从此之后，法家文化转化为一种政治的体制和政治的实践。汉代以后的官僚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一个人以法家文化的传承者自足，但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脱离开法家文化的政治实践。鸦片战争后的改革派官僚知识分子就是在这种政治实践的过程中产生的。他们从现实的政治实践出发，感到有必要引进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发展现代军事、现代工业，以壮大国力，应付外来的侵略。在他们的这种改革愿望中，他们更接近先秦法家，更接近先秦法家壮大自己以应付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局面的思路。但他们仍是在以儒家文化为旗帜的官僚知识分子之间发挥自己的作用的，他们没有从儒家正统文化中独立出来的必要，也没有这种可能。他们的“中体西用”的文化口号，实际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文化思想，而是一种亦儒亦法的文化政策。从整体社会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来看，他们是儒家的；从政治实践来看，他们是法家的。他们不相信单靠宣扬儒家的忠孝节义就能挽救清王朝覆灭的命运，但绝对不会也不敢于反对儒家的忠孝节义。因为他们还是皇帝的“命臣”，他们的权力不论在实际上还是在他们自己的观念中都还是皇帝赋予的。皇帝赋予了他们以权力，他们为皇帝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