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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效能很高的政治统治集团。而到了只剩下这样一个统一的大帝国的时候，帝王和臣僚就已经没有了一个共同的政治目标，彼此分享的是帝王一个人的“国家”、一个人的权力，就像一群狗抢食着同样一盆狗食，内部的矛盾斗争就尖锐起来了。而在法家文化的观念下，彼此这种利害的冲突则是正常的、合理的，胜利是有才智、有能力的表现，失败是愚蠢无能的表现，其价值观念不是限制着内部的分裂而是鼓励着这种分裂。帝王为了控制群臣可以指鹿为马，臣僚为了获得帝王的欢心、利用帝王获取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财富，可以颠倒是非、蒙上欺下，而臣僚之间更是钩心斗角、尔虞我诈。这个政治统治集团也就迅速走向瓦解，失去了诸侯并立时的生命活力。与此同时，分封制下的诸侯国君主对于自己治下的国家有着天然的私有权，这种私有权作为一种传统是得到臣民的认可的，而秦王朝则是在消灭六国的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它的所有权靠的仅仅是武装的侵略，被消灭了的六国贵族并不认为秦始皇及其子孙具有对全国的统治权。秦始皇用武力夺取了政权，他们也可以用武力再把这个政权夺回去。法家文化无法赋予秦王朝以道义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第三，秦王朝建立了一个郡县制的统一的政治统治机构，把政治统治提高到了社会性的高度，但其经济基础却依然是非社会化的农业自然经济。这种自然经济与其社会化的政治统治构成了尖锐的矛盾。秦始皇任何一个大规模的社会化措施，都与分散的农业自然经济发生着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使整个社会民众陷入一种无序的生活状态，把政治统治与人民实际生活的矛盾无限扩大开来。这些矛盾都暴露出了法家文化的一个根本的弱点，即法家文化是建立在帝王个人专制基础之上的政治文化，是把整个社会视为帝王一个人的私有财产的文化。他的“法”不具有普遍的社会的性质，只是帝王统治整个社会的方法和手段，这导致了帝王与他治下的臣民的绝对分裂。当有外敌时，它是加强内部的凝聚力、发掘内部潜力、强化自身的一种政治统治方式；而一当没有外敌，它就失去了明确的政治目标，成了加深内部矛盾、加速内部分裂的文化倾向。法家文化使秦国强大起来，统一了中国，但也使这个帝国迅速瓦解，走向了灭亡。它同时也使此后建立的汉王朝，不再把自己的基础完全建立在法家文化上，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文化的旗帜高高插在中国政治统治的战车上。
第7节
中外文化的交流，使我们把产生在西方的学术概念也广泛地运用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自从胡适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国学者也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的哲学，于是有了儒家的哲学、法家的哲学、墨家的哲学等等。但我认为，在中国古代土生土长的思想学说中，真正具有哲学性质的是老子开创的道家文化。老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一个哲学家。
哲学是什么？哲学是人类对整个宇宙和人生的理解和认识。人类可以对宇宙人生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但只有那些把宇宙和人生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来认识，并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才能够被视为一个哲学家，他的思想学说也就可以被视为一种哲学。儒家文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学说，它在总体上是一种社会学，但不是一种哲学。孔子并不关心整个宇宙是什么，它是怎样产生的，怎样构成的，它和人的关系是怎样的；他也并不真正关心人是什么，人是怎样产生的，怎样构成的，人应当怎样对待外部的世界，怎样对待自己的人生。他是从现实的社会中看取社会的，是根据现实的需要建立起自己的社会观念的。他不言“天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他是把“天”当做一个不可认识也不必认识、不可抗拒也不必抗拒的整体来接受、来对待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他对待宇宙、自然只是一种敬畏的态度，而没有认识它、把握它的主观意愿，怎么能建立起自己的哲学思想呢？孔子的后学也曾把孔子的社会模式移用到自然世界中去，但那是把世界纳入于社会模式，而不是把社会纳入于世界模式。《周易》是一部人生棋谱，不是一部社会科学著作。法家文化没有自己的哲学，韩非子是把老子的哲学搬来作为引诱帝王的诱饵的，而没有作为他的思想学说的真正基础。他的思想学说的真正基础是政治的实践经验，而不是对宇宙、人生的整体理解和把握。而老子是真正从思考宇宙和人生的关系出发建立起自己的思想学说的。
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有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等传说，但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不是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现实社会和现实人生的问题截断了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思路，使之没有成为一个统一的系统，也没有发展出自己完整的哲学世界观或宗教人生观来。老子是在人类社会发生了严重的分化，人类社会和人类文化充满了矛盾和斗争的情况下重新思考世界和人及其相互关系的。他的宇宙观不是神造的宇宙观，在我的理解里，它实际是一种文化的宇宙观或意识的宇宙观，亦即从宇宙与人的意识的关系来看待宇宙和人以及二者的关系的。他认为在人的意识产生以前或人没有意识到客观世界的存在的时候，亦即在无意识状态中，世界只是一个“无”，一个没有概念可以表述的浑融整体。但这个整体不是我们平常意义上所说的“没有”，不是绝对的、什么也不存在的“没有”，而是根本谈不到“有”还是“没有”。当人开始意识到它的存在的时候，当人在直观中意识到了它的存在的时候，人的意识中就有了一个概念，整个宇宙也就有了一个名称，它就成了“有”。这个“有”是与人对它的意识共生的，并且是无法分开的。在这时的意识是一个整体的观念，一个关于世界的概念。这个整体的观念，这个概念，与客观世界是同体的，是浑融一体的。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这个世界。这个概念在语言中就是一个名称，一个“名”。在这时，这个“名”也就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这个“名”。从这个“有”，我们又会感觉到，那个无意识中的“无”也不是什么也没有的，只是当人没有意识到它的时候根本没有一个存在与不存在的问题。它与西方哲学（不论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的哲学）的一个根本的区别就是西方哲学在一开始就区分了物质和意识的差别，从而也承认了可以有脱离开意识的物质，也有脱离开物质的意识，而老子哲学则认为没有脱离开意识的物质，也没有脱离开物质的意识，在开始，二者是共生共存的。不但物质和意识是共生共存的，物质、意识和语言（文化）也是共生共存的。它是一个未曾分化的浑然整体，是无法分析，无法清晰地加以描述的。它就是整个宇宙的本源，是包容一切的万有，并且老子把它命名为“道”。世界的本源、意识的本源、文化的本源都是这个“道”。所以，这个“道”既不是纯客观的，也不是纯主观的；既不是一个纯粹的语言形式，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实体内容，所有这些在后来被人类区分了的东西在“道”中都还没有被区分开来，也没有必要加以区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在老子这里，“有”和“无”实际是同样一个完整的整体，是“同出而异名”。当你还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它就是“无”；当你已经意识到它的存在，它就成了“有”。“有”和“无”只是它的两个不同的“名”，是人对它有了意识之后赋予它的两个不同的名称。“有”是指称这个意识到的整体的，“无”是指称尚未意识到它的存在的时候的那个整体的。这个还没有被意识到的整体是世界、宇宙存在的原始状态。“有”是生于“无”的，这个意识到了的整体是从那个尚未意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