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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的设想。一天晚上，他在飞利浦大楼的工作晚餐上告诉我们，他打算卖掉他的主
要电器公司—飞利浦在这个领域是欧洲的第二大公司，并且在考虑卖掉飞利浦的医
疗设备业务。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想继续留在照明领域，尽管这个荷兰公司是我
们在电灯泡业务领域最大的竞争对手。
他喜欢半导体和电子消费品。
晚餐结束后，我们冒雨赶往机场。路上，我对弗雷斯科说：“你有没有在一个
房间里同时听到过从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谈论同样的业务？我们两人不可能都对，
我们有一个人最后会火烧屁股的。”
那天的会谈之后，我们开始谈判飞利浦的电器业务。那个CEO 安排他的总裁与保
罗谈判。经过几个星期的努力后，我们就价格问题达成了一致，便认为可以成交了。
这时，令人震惊的变故发生了。
在他们握手后的第二天，那位总裁带来了惊人的消息：“对不起，保罗，我们
打算和惠尔浦（Whirpool）合作。”
我给那个CEO 拨通了电话。“这不公平。”我说。
他表示同意。“你把保罗派过来吧，我们这个星期内解决这个问题。”
当时正在意大利科尔蒂纳度假的保罗立刻离开妻子飞到了艾恩德霍芬。他用了
星期四整天的时间就新交易进行谈判，同意为飞利浦的电器业务支付更多的资金。
到星期五中午，细
节问题也完成了。飞利浦方面叫保罗回自己的饭店去。
“我们下午4 点之前过去，到时我们带去打印好的正式文件，就可以签字了，”
那位总裁说，“到时我们喝一杯香槟。”
大约5 点左右，他出现在保罗的饭店时，抛出了第二枚炸弹。
“我很抱歉，我们要跟惠尔浦合作。他们又回来了，报的价比你们高。”
保罗简直不敢相信。当他在半夜时分给我打电话时，我被震怒了。飞利浦在一
项交易上动摇一次已经够糟糕的了，第二次谈判是我在高层商务交易中所从来没有
见过的。
所幸，在我担任CEO 的20多年时间里，经手了成千上万次兼并、合伙和交易，
这种事情很少发生，而像艾恩德霍芬那次公然背信弃义的情况，也就是那么一次。
全球化的创意跟其他创意一样，由种子到枝繁叶茂，最后长成了一个花园。一
开始，我们从市场的角度考虑全球化问题，后来转为寻求产品和部件，最后又发展
到挖掘各国知识资本的阶段。
以印度为例。我对这个国家的智力问题是非常乐观的，但是，这方面智力的应
用远远超出了我可能梦想到的地步。印度在软件开发、设计工作和基础研究方面的
科技人才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在2000年设立了一个3 000 万美元的中央研发中心，
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到2002年完工时我们的投资将增加3 倍。它将是GE在全
世界最大的多领域研究设施，最终将雇用3 000 名工程师和科学家。目前，我们已
有1 000 多人，包括250 名博士。
印度拥有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可以很好地承担许多不同的工作。GE金融服
务集团将它的客户服务中心搬到了德里，结果是轰动性的。比较起我们在美国和欧
洲的运作，我们在印度的全球客户服务中心质量更好，费用更低，数据采集率更高，
更易为客户所接受。GE的所有工业企业都跟着GE金融服务集团到了那里。我们接受
了彼得·德鲁克的建议，将GE从美国“后院”搬到了印度“前厅”。
我们可以在印度聘请到的从事客户服务和数据采集工作的人才，是我们在美国
不可能吸引过来的。在美国，客户呼叫中心的人才流动性太大，而在印度，这些是
人人垂青的工作。有些人考虑全球化会伤害发展中国家和这些国家的人民，我并不
这么认为。当你看见那些因为获得了这些工作机会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而两眼发亮的
人们时，全球化给人的感觉从来没有那么好过。
最近这些年，随着更多的当地人才承担起领导工作，我们的全球化创意已经越
来越多地赋予公司国际性色彩。在开展全球化工作的初期，我们不得不雇用驻外美
国人。这些人对于我们起步时期获得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我们曾一度难以
摆脱这种“依赖”。
我们通过强制性大量减少美国“驻外人员”来加快GE的全球化发展的步伐。通
过检查每月各企业减少驻外人员情况，我们获得了两大利益：首先，我们必须更快
地提拔更多的当地人到关键的岗位上去；第二，推行这项政策的第一年，我们的费
用就减少了2 亿美元。如果我们派遣某个美国人到日本工作，付出的工资是15万美
元的话，公司的总支出将超过50万美元。我经常提醒我们的公司领导们：“你是愿
意用三四个聪明能干、又熟悉当地情况和语言的东京大学毕业生，还是找你在公司
里的一个朋友呢？”
随着开展激动人心的升迁工作，我们的全球化步伐又前进了一大步，这表明我
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东京大学有一位1975届毕业生叫“富士”藤森良明（Yoshiaki
褾uji？Fujimori），1986年参与了我们的业务开发工作。2001年5 月，藤森良明由
亚洲医疗设备系统负责人的位置被提升为在匹兹菲尔德的GE塑料的总裁和CEO 。
他是领导GE全球化企业的第一个日本人—从40年前我在塑料制品企业起步至今，
已经走了这么远的路了。
电子商务（1）
因特网革命几乎与我擦肩而过，幸亏简让我对它产生了好感。许多年来，她一
直通过网络和朋友们联系。晚上，在我研究文件加班工作时，她总是坐在我的对面，
打开电脑，不停地打字。
简从1997年起就在网上进行股票交易，在网上掌握自己的账户情况。她做得非
常好，于是我让她也替我关注我的股票。无论我们去什么地方，简的笔记本电脑总
是跟着一起旅行。
每当她试图说服我也用笔记本电脑时，我总是拒绝，因为我认为我不会打字，
用电脑没用。
“杰克，”她反对说，“连猴子都能学会打字。”
但是，到了1998年年末，我开始听见人们在上班时说起在网上采购圣诞商品。
最后，我认真对待起这个问题，在博卡会议上谈起圣诞假期时，说了因特网的重要
性。那是一个开始，而因特网真正让我动心是3 个月以后的事情。
1999年4 月，我和简在墨西哥的一个度假胜地庆祝我们的10周年结婚纪念日。
这回，她可不像我在巴巴多斯那样浪漫。
简全神贯注地摆弄她的笔记本电脑。有一天下午，她告诉我网上的人们在谈论
GE一只股票分割的可能性，以及我的接班人计划。她叫我过去看看GE在雅虎的公告
栏。我被人们对公司的一些说法迷住了。
“看看是可以的，”简笑着说，“可你永远不会回答。”
她哄我写了几封电子邮件，又带我看了几个网站。我一边享受假期，一边产生
了上网查看新闻以及人们对GE的最新评论的急迫念头。有一回，我甚至把简一人丢
在游泳池边，自己回到房间去上网。
20分钟以后，她回来了，发现我正趴在她的电脑旁。
她知道我上瘾了。巴巴多斯又回来了。
我很晚才参加电子晚会，但是我一进去就大吃了一惊。我终于看到了这项新技
术能对GE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不很肯定具体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和内容，我只
知道我们必须大张旗鼓地进入这个领域。
在90年代后期的网络氛围中，每个人都在迅速地勾销一些大型的老公司，所有
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某人又启动了某项因特网业务。我惟一不感冒的是一个时髦的论
题—“旧经济对新经济”。人们只在因特网上买卖商品，正如人类100 年前在马车
上交易一样。惟一不同的是技术。
是的，这种新型的交易方式速度更快，更加全球化，对企业的影响很大。当我
们意识到在因特网上建立商务网站并非像获得诺贝尔奖那样困难时，我们开始对因
特网有了深入的了解。我们的交通运输领域向所有人展示了在网上开发一个拍卖网
站既简单又花不了多少钱。
一旦我们认识到数字化的简单易行，那么有此认识的大公司们显然没有什么可
以惧怕的，而且事实上它们只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我画了一张图，帮助我了解因特网及其对GE的影响。当时，对所有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