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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解的。除了最后进了牢房的斯坦德勒以外，涉入此案的大多数人都属失察之过，
而不是故意的。他们谁也没有从中得到任何个人利益，他们是因为“智”不如人，
或者说是懈怠，或者说是忽略了危险信号。
能屈能伸（3）
除了斯坦德勒以外，所有人的介入都是不明不白的。对大家来说，如此一来，
怎样处分就很难决定了，对布赖恩来说更是如此。
惟一因此而产生的好事是我发现了比尔·科纳蒂这个人才。比尔后来成为整个
GE的人力资源工作负责人，当时他刚刚接任飞机引擎公司的人力资源工作。他挑起
了处理此案的担子，确保每个人都能够根据不同情况得到公平的处理。所有涉入此
案的员工都收到了一封长信，信中根据我们的内部调查详细列出了我们的“考虑”或“指控”。他们有机
会在他们聘请的律师以及我们出资的情况下，陈述他们的情况。然后，比尔拿出对
每个员工的处理意见。
在两个月中的一段时期内，我、比尔、布赖恩和本几乎天天通电话。
老实说，让我和本坐在费尔菲尔德严肃处理这个事件，要比可怜的布赖恩处理
此事容易，因为他的多年好友卷入了此事。幸运的是，我们3 个人都非常尊重比尔，
而他能够弥补我们3 人之间的分歧。
最后，我们对涉及的21人中的11人做出了解聘或劝退处理，剩下的有6 人被降
职、4 人遭到严肃批评。有一名公司官员被迫降职，另有一名官员辞职了。
此事给全公司一个清晰的信息：如果将军和上校们可以如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
生过一样继续当官的话，那么军士们是不会被枪毙的。我们希望我们的经理们清楚，
如果在他们的管辖范围内出现了违反诚信这个原则的事情，那么他们就要为此负责。
因为不重视诚实正直原则而导致当官的被枪毙，这在GE是一件大事。
这件事从许多方面都给我上了一课，无论是内部的纪律问题，还是外部与华盛
顿以及媒体的关系问题。在GE之外，有一种观点开始抬头：是因为竞争的压力和对
利润的追求，人们才会行骗。有些人不愿意面对现实—公司里有热线电话，有调查
人员，有主动举报政策，有领导人对诚实正直的不断强调，因而这是件很少有的违纪事件。
1992年7 月，我到华盛顿，在众议员约翰·丁格尔（John Dingle ）主持的一
个议会委员会上作证。我发现丁格尔非常严厉，但诚实而公道。我能期望的也就是
这些。在前往国会之前一周，我们与司法部达成了协议，同意支付6 900 万美元的罚金。
作证绝不是我喜欢做的事情，但是我对自己的话感觉强烈，而且我希望能够亲
口说出来。我对委员会说：“卓越和竞争并非与诚实和正直水火不容。”
我还补充说：“主席先生，如果从一个城市规模的角度说，我们的员工人数与
圣保罗或坦帕的人口不相上下。我们没有警察，没有监狱。我们必须依靠我们员工
的诚信，这是我们的第一道防线。不幸的是，我们的系统还不够好。但是我非常骄
傲地说，我们在世界各地的27。5万名员工中，有99。99％每天早上起来后，就以我们
的绝对诚信在努力地竞争着。他们不需要警察或法官，当他们每天早上照镜子时，
他们只需要自己的良心。
“在世界各地，他们每天都面对着最强大的对手，都要付出110％甚至更多的努
力—为了竞争，为了成功，为了发展壮大，而同时他们本能地、不屈不挠地遵守我
们在一切工作中绝对正直诚实的承诺。在他们的眼里，所有这一切之间，并没有什
么矛盾。”
那天，我得到了公平的听证机会。虽然我是由于那倒霉的原因才去的，但是我
为能够阐述这个观点而感觉良好，而且，到了今天，我更加强烈地感到，诚信是竞
争的基础。
25年以来—其中20年我身为CEO ，我不得不处理的最头疼的一件事是PCB （多
氯联二苯）事件。
PCB 是一种液态化学物质，1977年以前常作为绝缘体用于电器产品，起到防火
的作用。2000年12月，PCB 成为环境保护署（EPA ）哈得孙河疏浚方案中的焦点问题。
环境保护署是在克林顿政府执政的最后日子里提出这个计划的。这是科学和常
识被极端观点之喧闹声所淹没的一个典型例子—他们怂恿政府惩罚一个全球化的公司。
多年来，这场关于PCB 的争论已经演变成基本的运动。极端主义者死死抓住类
似PCB 这样的问题，进而怀疑公司的基本职能。在这些人的眼里，公司都是些没有
人性的东西，是没有道德标准和感情的。
GE不仅仅是砖瓦和建筑构成的；使它富有生命力的是那些血肉之躯，他们与那
些批评家住在同一个社区，他们的孩子去的是同样的学校。他们拥有同样的希望和
梦想，同样有心灵和肉体上的痛苦。
公司就是人。
当公司规模扩大时，它就容易成为攻击目标；而如果公司获得了成功，那么它
就是更大的攻击目标。
事实上，GE是世界上拥有最好环境和安全纪录的公司之一。它有300 多处生产
和组装厂，在遵纪守法问题上几乎与任何政府都没有争议。在美国的近60个设施都
已经达到了美国联邦管理部门认可的健康和安全方面的“星级”标准。
在过去的10年中，我们减少了17种消耗臭氧的化学物质的排放量，减少幅度超
过90％ ，总排放量减少60％ 以上。
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我们所有的工厂经理都要经过严格的培训，并且每年都
要向他们的CEO 和负责环境计划的副总裁汇报工作情况。每3 个月，我都要审阅每
个企业最新的环境和安全情况报告。
能屈能伸（4）
总而言之，我们对待环境和工人安全问题的态度，与我们做任何其他事情都一
样，即制定高标准，按标准进行检查，要求有出色的表现。
我们并不完美，谁都不完美，但是我们总是在努力做到最好。
资金从来就不是问题。GE有实力做正确的事情，而且我们知道，从长远来看，
做正确的事情总能提高我们的利润。只有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你才会理解，我们为什
么对PCB 问题如此坚持自己的意见。
对于我来说，PCB 事件是在1975年圣诞节前几个星期偶然发生的，当时我是匹
兹菲尔德的公司执行官。有一天，我在锡拉丘兹访问一家半导体工厂，一位部门经
理不经意间说起纽约环境保护部（DEC ）不久将举行一次听证会。他说该听证会的
重点是他在纽约州北部地区的两家电容器厂因向哈得孙河排放PCB 而可能违反了规定。
我过去从来没有跟PCB 打过什么交道，但是作为一名化学工程师，我对工厂排
放问题是熟悉的，因此我对该听证会感到很好奇。
几天以后，我在我的匹兹菲尔德办公室开始了漫长的一天。我决定驱车翻过山
去奥尔巴尼，看看那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我坐在听证会房间的后面，因此谁也不知
道我在场。
那天，GE的专家证人正在作证词。那是我们聘用的一位生物学家、一个实验室
的副总裁。他声称他的检验结果表明，从哈得孙河打上来的鱼所含有的PCB 水平是
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我们的专家无论看上去或听上去都不像是个专家，他似乎
对自己的工作没有把握，他无法直截了当地回答问题。我在后面听着，感觉越来越不舒服。
我知道，如果他不能说服我，那么他也就不能说服正在聆听的官员。
听证会结束后，我给我的法律总顾问阿特·普奇尼打电话，请他从匹兹菲尔德
赶过来。问题看来非常严重，我不得不在那里过夜了。我和阿特叫那位“GE专家”
到我的汽车旅馆房间里。我们让他带我们逐字逐句地看一遍他那份手写的详细的质
量控制报告。我们询问他一直到了凌晨两点半，确信他的工作做得很不彻底。我们
感觉无法使用他的数据，也不能让听证会官员使用该数据。
我真想掐死他。
第二天，我告诉我们的外聘辩护律师不要依赖他的数据，同时也通知听证会的
官员。两个月以后，那位环境保护部官员临时裁定说“PCB 污染”的原因是“公司
滥用权力和政府管理不当”，因为我们使用PCB 是合法的，而且我们有该州的排放许可。
现在，我卷进去了。我和阿特与环境保护部司法行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