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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回卧室睡觉，而是躺在塑料罩外面睡。电动机轻轻的振响，像美妙的交响曲，伴随着两个小天使进入梦乡。
大卫每次过生日时，我都给他买生日蛋糕。全家坐在塑料罩外，我们一起唱着，笑着，吹熄了生日蜡烛，心中洋溢着温暖和深深的爱恋之情。大卫的生日通常都是报纸和电台报道的目标。他过9岁生日时，第一次意识到他是人们注意的中心。我们背着他看有关他的新闻节目，生怕这些报道会对他产生不好的影响。但不知是怎么回事，他已经从报纸上知道人家对他的报道。有一天，我让他去把“室内”乱七八糟的东西收拾好，他说：“我可不去，我是‘星星’嘛！”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说：“亲爱的，我知道你是星星，你照亮了我的生命。”他说：“不，我的意思是说我是颗‘明星’，昨天的报纸上登了我画的画。”
大卫的智力发育良好，甚至超过同龄人，但他缺乏空间想象力：所有的东西在他的眼里看来都是扁平的，他描写树干是褐色的长方形，而树叶是绿色的椭圆形。他简直想象不出四面体的楼房，这是由于他从来没有绕着楼走过。直到后来，他穿上了那件与外界空气隔绝的、配有供氧装置的“太空服”，外部世界才显得真实了。这套衣服是专门为他设计的，它给大卫提供了比以前多得多的自由。他穿着“太空服”，像宇航员那样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在姐姐的卧室里转来转去，并第一次到那些好心的邻居家访问。我们又走到后花园里，他兴奋极了，不断地提出各种问题，他说：“妈妈，你注意到没有，叶子的正面是一种颜色，背面又是另一种颜色？”一会儿，他仰起头看着天空，嫩声嫩气地说：“上帝，你好啊！”然后，又低下头，装着一种低沉的嗓音说：“大卫，你好！”
6岁那年，大卫的学习生活开始了。他没有去过学校。一年级时，老师来家里授课。后来，老师在学校授课，而他在塑料隔离罩里通过传声系统听课，有时，大卫还用步话机和同学聊天。有时，他也会和其他孩子一样，想出些鬼花招逃避上学。他把铅笔藏起来，告诉我他丢了笔，没法上课，但我熟知罩内每一个隐秘的地方，很快地搜索出来。下课后，老师和同学经常来看他，还为他准备了文娱节目。这时，他就乐不可支，手舞足蹈，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大卫精力充沛，每天忙着写呀，画呀，听音乐呀。他是个很有主见的孩子，每天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很好。
不过有时他很顽皮。有一个时期，大卫爱和大人顶撞，以示反抗。这时，他也会受到和其他孩子一样应有的待遇——打屁股。我带着手套把手伸进隔离罩，抓住他，好好给他几巴掌。但有时不能如愿以偿，他看见我跑过来了，就躲在隔离罩的另一头——一个我手够不着的地方，他在那儿一直呆到风波完全平息才走出来。我们不想让他成为娇生惯养的孩子。有一度，看电视时，他老要求别人按着他的意见调换频道，如果我们选的频道不适合他的口胃，他就任性地大喊大叫。于是，当他举止不端、粗暴无礼时，我们就关闭电视，直到他转变为止。
我的女儿凯瑟琳比大卫大4岁，虽然她总是处处以大卫保护者的身份出现，但有时他们也会发生争吵。有一次，大卫恶作剧，当凯瑟琳在罩边的椅子坐下来时，大卫把手伸进套筒，打了她一下，她失去了平衡，从椅子上摔了下来。这下可激怒了凯瑟琳，她过去打他，他又逃到她够不着的地方，于是，凯瑟琳拔下了给塑料罩充气的电源插头，喜滋滋地看着塑料罩瘪下去。这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危险，因为她只不过拔下电源几秒钟。大卫大声叫着，承认自己错了，恳求她接通电源。
大卫在家里的屏幕上看了许多电影，他11岁时，才第一次有机会去电影院。我们把大卫放在一个可以移动的塑料罩里，推他去了电影院。看电影时，他不断地发出感叹声。回来他谈起使他印象最深的是电影院竟有如此之大，超出他所想象的许多倍！
大卫和他最好的朋友索恩相处得很好，他们常泡在一起，下棋、读书、看电视，有说不完的知心话。索恩还告诉我，邻居们常常接到一些匿名的电话，一听那咯咯的笑声和沉重的呼吸，就知道是大卫的恶作剧。
有一次，大卫去住医院，不知怎的听说了自己得的是不治之症。回来后，他变得比以前沉默了，可以从他那双富于表情的蓝色大眼睛里看出一丝隐隐的忧虑，但是他从未提起过他听到的事，而且用开玩笑的方式回避我们的盘问。
1982年的冬天，我们一起布置一个漂亮的圣诞树。晚上，大卫提出一个请求，希望我们推着他到前边的院子里看会儿星星。那天晚上，凉飕飕的，我们都穿上了毛衣。夜晚万籁俱寂，只有星星眨着眼睛。安谧、肃穆的气氛笼罩着我们。他若有所思地看着星星，一言不发。大卫生性乐观，从不诅咒上帝，抱怨人生。他现在已经是个“小男子汉了，”他正在思考自己的价值，自己的道路。“此时无声胜有声”，我们彼此理解，互相信任，我们的心融合在一起了。
近几年，骨髓移植手术有了很大进展。医生说，输入的骨髓可以帮助免疫系统的生长，99％以上的人做这个手术是安全的。但是，手术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并不肯定。我们全家人就此事进行了几次讨论，我们告诉大卫，如果他不同意，我们就不做这个手术。大卫问了很多细致的问题，但他最关心的还是究竟是谁向他输入骨髓。我、我的丈夫和凯瑟琳都做了抽脊试验，结果表明，还是凯瑟琳的与大卫的最相近。当我拿到通知单时，禁不住把我的一双儿女紧紧地抱在怀里大哭起来。
医生抽出了姐姐的骨髓，输入大卫的体内。几个星期过去了，大夫们仍不能确定手术是否成功，但他们中的多数人认为，大卫的病情在手术前已发生了一些变化，做此手术是必要的。我们每天坐立不安地等待消息，急切地盼望成功和恐惧地担心失败，夹杂着回忆的刺痛交替地困扰着我们。
1984年的圣诞节来临了，我们把大卫接回家过节。大夫叮嘱我们要随时给他量体温并观察他有无皮疹出现，对骨髓移植者来说，这是不良反应的症象。这个圣诞节我们过得愉快极了，大卫带着无菌手套从舱门伸出手来，帮助我们给那些他够得着的树枝安灯，并且接通电路。大卫说想送给凯瑟琳——供骨髓者——一件特殊的礼物，我为他挑了一件蓝宝石项链让他送给她，并悄悄告诉他我这儿还存有一副和项链配套的手镯，让他在姐姐4月份过生日时送给她，让她大吃一惊。大卫听了吐吐舌头，高兴地笑了。
元旦那天，大卫发烧了，于是便把他送到医院。几个星期过去了，他持续发烧，有时竟到41℃，但是用药后体温还能暂时降下来。同时，还伴有腹泻，医生担心腹泻导致脱水，因此主张输液。但是，输液不可能在塑料罩内进行，就把他推进了一间无菌室。我们进行全身性消毒，并穿戴上了无菌的隔离衣帽、手套和口罩，迫不及待地冲进无菌室，情不自禁地摸他、抱他，没有塑料罩隔在中间，好像挺新鲜。他笑着说：“行了，行了，别摸了。”我们也都笑了。他的声音直接听起来是那么清晰、柔软、动听。大卫脚步踉跄，他似乎被罩外的一切迷住了。他用手摸桌子、椅子，摸那些医疗器械，然后，躺在床上，接受输液。他还是保留着他可爱的幽默感。当护士给他抽血不成功时，他看着她笑着说：“你总不会把我的血全抽干吧？”
大卫的病况日趋恶化，医院请来全国最有经验的专家。各种输液瓶和仪器仪表围绕着大卫的床，人们和死神进行顽强的搏斗。我在床前陪着他，把手伸进他那乌黑柔软的秀发里，说：“这样真好，大卫，我真希望能永远伴随着你。”他有气无力地笑笑说：“妈妈，总有一天你会的。”
2月22日晚，他越来越弱，经常陷于昏迷状态。但他一醒来，总是尽可能地向我们微笑。我有时真不能理解我的儿子，他哪来的这种风度、这种勇气去迎接死亡？（这种勇气和风度在他死后一直伴随着我，激励着我生活下去。）我不断地告诉他，我爱他，爸爸爱他，姐姐爱他，我们离不开他。他吃力地睁开眼，久久地凝视我们，像要把我们每个人的形象牢牢地保存在他的记忆中，说：“我也爱你们。”这就是大卫对我讲的最后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