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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念小学的时候，有一天在操场上摔得头破血流。老师打电话告诉了我爸爸。爸爸来了，他的黑色大轿车直接开进了操场。爸爸和他的司机走下来抱我，我这才注意到司机也穿了黑色的西装。我得意得不得了，有这么一位爸爸，真是幸福的事。
我现在是大学生了，当然一个月才会和爸妈度一个周末。前几天放春假，爸爸叫我去垦丁，在那里我家有一幢别墅。
爸爸邀我去海边散步。太阳快下山了，爸爸在一个悬崖旁边坐下休息。他忽然提到最近被枪决的刘焕荣，爸爸说他非常反对死刑，死刑犯虽然从前做过坏事，可是他后来已是手无寸铁之人，而且有些死刑犯完全改过迁善，被枪决时，甚至是个好人。
我提起社会公义的问题，爸爸没有和我辩论，只说社会该讲公义，但更该讲宽恕。他说：“我们都有希望别人宽恕我们的可能。”
我想起爸爸也曾做过法官，就顺口问他有没有判过任何人死刑。
爸爸说：“我判过一次死刑，犯人是一位年轻的原住民，没有什么常识，他在台北打工的时候，身份证被老板娘扣住了，其实这是不合法的，任何人不得扣留其他人的身份证。他简直变成了老板娘的奴工，在盛怒之下，打死了老板娘。我是主审法官，将他判了死刑。
“事后，这位犯人在监狱里信了教，从各种迹象来看，他已开始改造成好人，因此我四处去替他求情，希望他能得到特赦，免于死刑，可是没有成功。
“他被判刑以后，太太替他生了个活泼可爱的儿子，我在监狱探访他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初生婴儿的照片，想到他将成为孤儿，这使我伤感不已，由于他已经成为另一个好人，我对我判的死刑痛悔不已。
“他临刑之前，我收到—封信。”
爸爸从口袋中，拿出一张已经变黄的信纸，一言不发地递给了我。
信是这样写的：
法官大人：
谢谢你替我做的种种努力，看来我快走了，可是我会永远感谢你的。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请你照顾我的儿子，使他脱离无知和贫穷的环境，让他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求求你帮助他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再也不能让他像我这样，糊里糊涂地浪费了一生。
XXX敬上
我对这个孩子大为好奇：“爸爸你是怎么样照顾他的？”
爸爸说：“我收养了他。”
一瞬间，世界全变了。眼前的这个人不是我的爸爸，他是杀我爸爸的凶手。子报父仇，杀人者死，我跳了起来。只要我轻轻一推，爸爸就会粉身碎骨地跌到悬崖下面去。
可是我的亲生父亲已经宽恕了判他死刑的人，坐在这里的，是个好人，他对他自己判人死刑的事情始终耿耿于怀，我的亲生父亲悔改以后，仍被处决，是社会的错，我没有权利再犯这种错误。
如果我的亲生父亲在场，他会希望我怎么办？
我蹲了下来，轻轻地对爸爸说：“爸爸，天快黑了我们回去吧！妈妈在等我们。”
爸爸站了起来，我看到他眼旁的泪水，“儿子，谢谢你，没有想到你这么快就原谅了我。”
我发现我的眼睛也因泪水而有点模糊，可是我的话却非常清晰：“爸爸，我是你的儿子，谢谢你将我养大成人。”
海边这时正好刮起了垦丁常有的落山风，爸爸忽然显得有些虚弱，我扶着他，在落日的余晖下，顶着大风朝远处的灯光走回去，荒野里只有我们父子二人。
我以我死去的生父为耻，但也以他为荣，他心胸宽大到可以宽恕判他死刑的人。
我以我的爸爸为荣，他对判人死刑，一直感到良心不安，他已尽了他的责任，将我养大成人，甚至对我可能结束他的生命，都有了准备。
而我呢？我自己觉得我又高大、又强壮，我已长大了。只有成熟的人，才会宽恕别人，才能享受到宽恕以后而来的平安，小孩子是不会懂这些的。
我的亲生父亲，你可以安息了。你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我今天所做的事，一定是你所喜欢的。
科学的灵魂与包袱
讴 歌
10月初的诺贝尔奖，倒是让不少中国人想起了钱学森——他的堂侄钱永健因为发明了测定活细胞内分子的新方法而得了化学奖，更诗意的描述是：以一种神奇的方式，点亮了活细胞的内部结构。
一起跟钱永健平分奖金的还有两个人，一位是日本裔教授下村修，另一位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丁·沙尔菲。
6年前，精通科学史的饶毅列出《21项值得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工作及科学家》，到现在为止名单上21项已有9项获奖，其中就有今年这3位。在他列出的第八项中，与钱永健并列的还有一位名叫Douglas Prasher的人、他发现了绿色荧光蛋白GFP，在2002年时，他在美国农业部麻州Otis植物保护中心工作。
而现在，Douglas Prasher正一身蓝领打扮，为阿拉巴马州的一家丰田汽车经销商开一辆接客的小中巴。不少人一定记得同样来自阿拉巴马的阿甘。电影中喜欢跑步的阿甘，穿过·条条美国中部宽阔无人的公路。对阿甘，人生就是一次没有特别原因的跑步，但对Douglas Prasher，没那么简单。
在80年代后期，他还是一位科研激情高涨的生化教授，正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申请一项5年基金，以期找到可以发荧光蛋白的基因6他设想，这种发荧光的蛋白的基因，可以用来作为光线，点亮细胞内的结构。可惜5年基金的申请被拒。同时向美国癌症协会的申请获批准，但只有两年时间。两年结束，他分离出了基因，但因为经费问题不能再进行应用方面的研究。他一边慷慨地与钱永健以及另一位哥伦比亚的教授，分享了这个基因，一边开始寻找新工作。只是很快他对新工作环境的管理方式心怀失望，又开始寻找下一份新工作。好不容易喜欢上NASA的一份科研项目，又因为预算问题，NASA取消了项目，他再次陷入情绪低谷。在失业一年后，迫于生计，他开始为一家丰田的汽车经销商开车。到现在为止，他已经干了一年有余。
诺贝尔奖的一个奖项，一般来说，不会超过3个得奖者。现在，当司机的Dottglas Prasher心态不错，虽然在2002年被预言有可能会得奖：“有比我更适合领这个奖的”，“他们一辈子都在科研，而我没有”。
还有更酷的。2006年8月，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因为破解了世界级难题而被授予菲尔兹奖，而他竟然拒领这项诺贝尔级别的数学奖。此人说，自己工作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奖，一位同行评论：“可能他已看透一切，认为数学很悲哀。对钱也不感兴趣。大奖对他来说只是检验他理论的工具。”
读过一本畅销小说叫《诺贝尔的囚徒》，刻画了西方科学界的某些潜规则。写这篇小说的，是一位被冠以“人工避孕药之父”美称的科学家，获选多家学院院士，还曾被评为“千年最有影响力的30大人物”。退休后，他试图用文学的形式，来帮助普通老百姓去了解一下科学界的“部落文化”。
小说中的康托教授，终于站在诺贝尔领奖台上时，他读了艾略特的诗：
“为了要到达现在你所在的地方，
离开你现在不在的地方，
你必须经历一条，
其中并无引人入胜之处的道路。”
英国《自然》杂志曾采访过韩国的黄禹锡，说他每天只睡4个小时，早上4点半起床，总是最早出现在实验室，最后一个离开。在他的实验室，根本没有星期六和星期日，实验工作小组中的许多年轻男女，根本没有谈情说爱的时间，只好内部解决配为夫妻。
但仅勤奋还不够。一个领导几十号人的研究组的教授，还必须懂经营，他得募集研究经费，还必须担当在重大科学会议上的发言人……就像康托教授对他的学生说的，“现在研究需要花很多钱。没有钱，你就无法进行认真的研究；想一想购买你所用的那些设备的费用吧。当你送上经费申请时，你的大多数竞争对手会坐在那里审核你的申请。”
“发表、优先权、作者的名字排列、杂志的选择、大学里的终身职位、为研究工作等从基金或赞助人处申请获得捐款的本领、诺贝尔奖、对他人的挫折幸灾乐祸……这些是当代科学的灵魂和包袱。”《诺贝尔的囚徒》的这句话，勾勒出了现代科研工作者的生存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