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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在这里休整待命之机，我们开展了扩兵活动，各个部队都派出了扩兵小组，在自己的驻地周围开展工作。我们二团由梁兴初留在团里照顾部队，我则带着一排人到富平至临潼一带扩兵。二十天左右的时间，我们就扩到了三百多人，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贫农‘雇农，也有少数学生。我们整个一军团扩了几千人。这充分说明了人民群众抗日情绪的空前高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团结抗日，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的政治主张，已经成为了全国人民的最大心愿。
正当我们在三原地区欢度春节的时候，突然接到命令，要调一批干部去延安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军政大学学习，为形势的发展培养和储存干部。抗大原名红大，驻保安瓦窑堡，一九三七年一月初，随党中央进驻延安而迁往延安。命令下来后，大家踊跃报名，都不想错过这个学习机会，但结果还是军事干部被批准的多，政治干部被批准的少。二师师长杨得志被调去学习，黄永胜又调来二师当师长，接替了杨得志。二团团长梁兴初也被调去学习，四团副团长季广顺调到二团当了团长。我要求去延安学习的请求没有得到批准，留在部队继续工作。这时红一军团的代理军团长是左权，政委仍是聂荣臻，政治部主任则由邓小平接替，朱瑞调延安学习。
我扩兵回来不久，就欢送梁兴初去延安学习，那个时候干部调动很简单，一个命令下来，说走，集中到军团部就走了。那天，我叫人买了两只鸡，买了点肉，还买了点酒，请梁兴初好好吃了一顿饭，就算欢送他走了，至于黄永胜来，杨得志走，我们都没有到师部去参与欢迎和欢送。
十‘宁县整训——抗日战争的准备阶段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前中共中央就两党合作抗日问题，提出了系统的建议，会上虽未对中共中央的建议作出明确表示，但却确定了将武装“剿共”改为“和平统一”‘适当扩大民主的政策，表示可以跟共产党进行谈判。这标志着国民党实际上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至此，国共合作初步形成，国内和平基本实现。
鉴于这一形势变化，中央决定，进驻三原地区的红军队伍撤回原驻地。于是，经过七天行军，我们二团回到了甘肃的宁县县城。一军团的三个师，一师驻正宁县，二师驻宁县，四师驻旬邑县，军团部则住在宫和镇这个较大的镇子里。
回到宁县时，除沿途人民热烈欢迎我们之外，县政府‘保安团‘商会及地主‘士绅也都出来欢迎我们，他们的态度跟过去大不一样，对我们都挺友好。这一变化，使我们十分直接地感受到，十年内战停止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了，中国已经实现了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历史性转变。亲眼目睹这一转变，使大家兴奋不已。
为了迎接即将开始的抗日战争，中央决定红军各部队进行集中整训，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好各方面的准备。我们团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开始，在所驻的宁县进行整训。以后这个阶段应当说是抗日战争的准备阶段，是一个重要的阶段。
首先是抗战的思想准备。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以后，中央曾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陆续发出了许多指示和宣传教育材料，一九三七年五初，毛主席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相继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中央的这些指示‘教育材料和毛主席的报告，即成为我们进行思想准备工作的重要学习材料。在整训中，我们全团指战员通过反复学习讨论，澄清了许多模糊认识，克服了若干怀疑‘抵触‘盲目乐观情绪和“左”倾主义倾向，增强了对抗日统一战线的理解。
在这一过程中，一军团政治部还把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编成了系统的教材，从日本明治维新开始讲起，讲到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日俄战争，再讲一九三一年日本策画的吞并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讲一九三三年日军侵占热河全省的事件，最后讲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积极策划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绥远等华北五省的“自治运动”，妄图把华北变成“满州国”第二的阴谋，说明日本侵略军已侵占了我们半个中国，如不奋起反抗，亡国灭种的惨祸即将面临到我们的头上。通过对这个教材的学习，更加激发了全团指战员的民族仇恨，增强了他们把抗战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其次是抗战的组织准备。为促成全国抗战，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提出，将苏区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并将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番号‘编制统一直接受南京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指导。为适应这一变化，中央决定对部队进行一次统一的相应教育。但对内强调：番号‘名称着装可以变，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坚持共产党领导‘政治工作制度绝对不能变。特区政府的一套独立制度不能变。当然，对一些政策作了相应的改变。如在土地政策上，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粮出粮”的口号，代替过去“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以抗日累进税代替过去提出的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的主张。
为增强党内团结，整训期间，我们还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张国焘错误的活动。记得大概是在一九三七年五月，红一‘红四方面军联合在红一军团军团部驻地宫和镇开了一次两个方面军的团以上干部大会，我们二团是我和季广顺两个人参加了会议。为召开这次会议，军团部临时搭了个草棚，我们就在这个棚子里开会。
任弼时专程由延安代表中央到宫和镇来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其他领导还有杨尚昆‘聂荣臻‘左权‘袁国平等。会议首先由任弼时作报告。他系统地谈了张国焘的错误，讲了懋功会议‘两河口会议‘毛儿盖会议‘巴西会议上张国焘同中央的分歧，讲了张国焘怎样阻止红军北上，怎样拉队伍南下，讲了张国焘在被迫北上后，又怎样力主红四方面军主力渡过黄河，以致西路军遭到失败，大部分同志被杀害，枪支被缴械，队伍被消灭，仅剩下少数同志一个一个地分散回到陕北苏区。在系统谈了张国焘的错误后，任弼时又强调要把张国焘的错误同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分开。他肯定了四方面军全体干部英勇奋战的精神，强调一‘四两个方面军团结的重大意义。
任弼时的报告后，接着发言的主要是四方面军同志，其中以王新亭的发言给我的印象最深，因为他发言中批判揭露材料最多，我们一方面军的同志由于不了解情况，只是一般性地表了表态。
会议前后历时十天左右，张国焘本人没有到会，批判是背靠背的。会后，中央还将张国焘的错误传达到了全体干部和党员。最后，中央为争取和教育张国焘，给予了他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分配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至于张国焘最后只身逃出边区，投入国民党的怀抱，那只是他个人的问题了。
为了提高干部的军政素质，除派遣部分干部去延安抗大等学校学习军政理论之外，各部队对在职干部的学习也都抓得很紧。由于我们这些干部特别缺乏军事理论知识，除了系统学习军政理论外，还把毛主席在抗大所讲的战略战术问题，向我们作了传达，以帮助我们深入学习军事理论。
在部队的军事训练上，则主要是强调对战士进行队列战术的教育，有计划地开展军事训练。同时，在部队开展以识字和算术为主要内容的学文化活动，由各个连队的文书兼文化教员。
邓小平就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后，十分重视干部的学习问题，尤其是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抓得很紧，有时还进行测验。一次邓小平给红一军团每个团以上干部发了一份试卷，上面有十几个问题，要求大家写出答案，由他亲自一一批改。记得那次考试我得了九十五分。另外，邓小平还要求大家写日记，把每天做了此什么事都写出来，一是可以帮助记事，二是可以借此来提高文化水平。这个习惯我一直坚持了许多年。可惜的是，我写的那些日记，后来在战争年代中都散失了。
一九三七年六月，一军团还举行了一次运动大会，参赛的有一师‘二师‘四�